民国文学期刊中的莎士比亚研究述评
杨克敏
摘 要：本文拟以文学期刊为切入点，在研读期刊史料的基础上，从研究阶段、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三方面梳理和探讨民国莎士比亚研究的整体概貌。站在中国莎学研究史的角度看，民国莎士比亚研究所取得的成就与显露的问题，不但为建国后的中国莎士比亚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现今的莎士比亚研究提供了历史的启示与借鉴。
关键词：民国；文学期刊；莎士比亚研究
自从19世纪30年代莎士比亚的名字传入中国以来，莎士比亚研究逐渐成为现代中国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历代学者从不同角度阐释着莎士比亚及其作品的方方面面，共同为中国的莎学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莎学简史》《莎士比亚戏剧研究》等论著为我们展示了百余年来中国莎士比亚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相对于建国后的莎士比亚研究，或由于历史材料的匮乏，或由于研究者视野的局限等，学界对民国（1912-1949）莎士比亚研究的梳理往往不够系统、也不够深入。基于此，本文拟以文学期刊为切入点，在研读期刊史料的基础上，从研究阶段、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三方面梳理和探讨民国莎士比亚研究的整体概貌。站在中国莎学研究史的角度看，莎士比亚研究的诸多方面在民国时期已经展开。文学期刊丰富的信息量与特有的时效性，在很大程度上能够集中反映民国莎士比亚研究的轨迹与路径。它所取得的成就与显露的问题不但为建国后的莎士比亚研究奠定了基础，也为现在的莎士比亚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线索。
一、民国莎士比亚的研究阶段
1913年，孙毓修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莎士比亚之戏曲》①一文，是民国较早的莎士比亚研究论文。该文主要对莎士比亚的生平和戏剧创作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其中，有两方面值得关注：一是作者认为，“吾人欲知此大诗翁之来历。则不可不先溯其家庭”，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传观念与社会学批评在孙毓修“评断”作家时的影响。二是作者高度评价莎士比亚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在文章结尾作者这样写道：“莎士比之理想，其势力之伟大，凡英国之人，无不受其感化者，盖除新旧约Bible以外，无他书可以相匹也……自16世纪以后，久成为莎士比之世界矣。盖至今莎士比之曲，凡有文字者莫不翻译，则心思之被其转移者，固不独一英国也。”字里行间中，流露出作者对莎士比亚的无限敬仰。
1917年，东润在《太平洋》撰写的《莎氏乐府谈》②是现在所能见到的中国最早独立成章的、完整的莎评论文。该文主要介绍了莎士比亚的生平，莎士比亚时代的舞台，林纾翻译的《吟边燕语》的篇目以及《罗密欧与朱丽叶》《尤利乌斯·凯撒》这两个剧本。该文作者对莎士比亚赞不绝口 ：“莎氏乐府为世所艳称久矣，非特英人崇视莎士比亚，恍如天神 ；即若法若德诸国人士，莫不倾倒于其文名之下，以为非国人所能及。”除此之外，东润还对莎士比亚的艺术成就有所论及。作者认为莎士比亚非常注重人物的个性化塑造，“人人具一面目，三十五种剧本之中，即不啻有几百几十人之小照。在其行墨之间，而此几百几十人者，又无一重复，无一模糊，斯真可谓大观也已” 。在戏剧语言方面，莎士比亚“言词变化入神，文笔亦如天来游龙，夭矫屈伸，诚文学之大观。读莎氏原文者，于此不可不留意也”。从这两点看，东润抓住了莎士比亚戏剧艺术的特征之一。但是在具体论述上浅尝辄止，语言流于概括、笼统，仅停留在个人欣赏及经验性表达的层面。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在研究方法上，民国初期的莎士比亚研究以综合的印象式点评为主，学者们大多对莎士比亚在世界文学的地位给予高度肯定；在研究内容上，则主要集中在对莎士比亚的生平及其剧作的简单介绍上，而对莎士比亚创作的思想性、艺术性的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总之，民国初期对莎士比亚的研究比较零碎、肤浅，感性赞誉有余，而理性分析不足，莎士比亚创作中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远远没有被揭示出来。
20世纪20年代，在茅盾与郭沫若关于外国文学翻译与研究讨论中，茅盾主张系统、经济地翻译外国文学，要紧的是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的作品。因此，在茅盾看来，翻译研究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经典作家是不合时宜的。如1921年茅盾在《新文学》上发表《近代文学体系研究》一文，他认为莎士比亚是一个“迎合贵族的趣味”、他不过是“贵族阶级的玩好”罢了。我们需要的“是社会的工具，是平民的文学”，③而莎士比亚不能发挥文学作为“社会的工具”的作用。由于这种社会政治诉求与以茅盾为代表的文学研究会在文坛上的话语权地位，20年代关于莎士比亚研究的成果就显得比较薄弱，零星可见的只有关于“莎士比亚问题”的讨论，以及莎士比亚在国外研究的几篇翻译性质的论文。
到了三四十年代，在关于文学遗产继承问题的争论中，莎士比亚才真正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如克夫在《莎士比亚的宇宙观与艺术》的译者前言中指出，“莎士比亚的研究占着文学遗产问题中最重要地位之一” ，④郑伯奇在《〈哈姆雷特〉源流考》的前记中所言 ：“五四以来的新戏剧运动是以易卜生开始的，伟大的莎士比亚在中国也不免受到冷遇。近年来，接受文艺遗产的号召和先进国家对于莎翁的评价才引起了国人对于这位剧圣的注意。”⑤1931年，张沅长首次在中国明确提出“莎学”⑥这一术语，并且将其与中国“红学”相提并论。1936年马贯亭以编年体的形式撰写《莎士比亚年谱》⑦一文，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莎士比亚从1564年诞生到1616年去世的经历与创作，为当时的中国读者全面了解莎士比亚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梁实秋成为这一时期莎士比亚研究的主将之一，“梁先生是年来中国研究莎士比亚最努力一人”，⑧如《哈姆雷特之问题》《莎士比亚的戏剧艺术》等论文显示了梁实秋开阔的学术视野。诸种研究个案表明，在整个三四十年代，中国莎士比亚研究的范围渐趋扩大和深入，问题意识逐步增强，研究方法也趋向多样。无论是对莎士比亚的创作思想、艺术成就的阐发，还是从比较研究、实证研究、新批评研究等视角切入莎士比亚的剧作等诸多方面，显示了民国莎士比亚研究趋向于学术学理探究层面，较多地呈现出纯粹的、中性的学院化研究的特色。
二、民国莎士比亚的研究内容
【获取全文】《四川戏剧》2015（10）：:10-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