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年代以来元好问诗歌及诗歌理论研究文献综述
于东新 张文苧
【摘 要】1980 年代以来，随着学术视野的拓展、研究方法的变化、观照角度的更新，学界关于元好问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尤其表现在元氏诗歌艺术、诗歌理论方面，无论是成果的数量，还是研究的深度，都超越了前代，为元好问以及金元文学的未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元好问研究 文献综述 1980 年代 学术研究史
在中国诗歌史上，元好问始终是受关注的重要诗人和诗歌理论家，所谓 “两朝文献一衰翁”。沈德潜撰《宋金三家诗选》、曾国藩作 《十八家诗钞》，都将元氏置于我国古代文学大家之列。著名学者赵翼、翁方纲、潘德舆等也对元氏的杰出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迨至1980 年代，随着思想的解放、学术视野的拓展、治学方法的更新，元好问诗歌及诗歌理论的研究均有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1 元好问诗歌研究之文献
元好问一生文学著述甚丰，有 《遗山集》40 卷传世。今有 《四部丛刊》影印本。1990 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姚奠中主编的 《元好问全集》。略作统计，元氏现存诗1 380 首、词380 余阕、文260 余篇。
关于元氏诗歌研究，20 世纪中叶以前，成果很少，论文不足10 篇，相关编著只有6 部，其中2 部还是出于日本学者之手。1980 年代以后，是元好问研究的高峰期，中国元好问学会在1990 年8 月成立，并先后组织了4 次学术会议，产生了众多的学术成果。具体有论文400 余篇，专著20 多部，重要的如周惠泉的 《金代文学学发凡》［1］、张晶的 《辽金诗史》［2］、詹杭伦的《金代文学思想史》［3］、贺新辉的 《元好问诗词研究》［4］、胡传志的 《金代文学研究》［5］、张晶的 《辽金元诗歌史论》［6］，以及王庆生增订的 《金诗纪事》 ( 陈衍缉)［7］等，都以重点篇幅讨论了元好问。此期，元氏“丧乱诗”仍然是研究的重点，学界扩展了 “丧乱诗”的内涵，由 “丧乱”变为 “纪乱”，除反映蒙古灭金的丧乱外，还包括揭露金统治腐败和感伤金亡的诗篇。代表成果有 《论元好问的 “丧乱诗”》( 陈书龙) 、《赋到沧桑句便工——论元遗山的纪乱诗》 ( 赵廷鹏等)等，前者将元氏 “丧乱诗”分为抗元爱国的沉郁诗、抨击金统治者腐败的悲愤诗、哀叹金朝丧亡的忧伤诗三类［8］。后者则按照南渡避兵、三为县令、金亡被俘、元初飘游等 4 个时段来透视元氏丧乱诗，认为 “这四个时期的纪乱诗，反映社会的深广度、思想倾向和艺术造诣都有不同，最杰出的是第三时期的作品。”在艺术上，元氏 “据以抒情的诗，多是能反映军政大事的具有审美价值的稀奇细节，利用典型细节构成具有审美价值的意象，强化诗的艺术性”［9］。此外，张晶还发表了 《鲜卑诗人元好问的诗歌成就及其北方民族文化基质》，其从元好问诗歌与北方民族文化的关系出发，提出: “遗山诗之所以堪入 ‘大家’之列，一则在于其可歌可泣、震撼人心的悲剧审美效应，二则在于他为诗史提供了新的艺术范本。”［10］
此期，关于元氏山水诗、题画诗、咏物诗、碑铭诗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进展。关于山水诗，陈书龙撰 《元好问山水景物诗的艺术特征》［11］、姚乃文撰《试论元好问的山水诗》［12］、苏涵撰 《北中国山水间磅礴的灵魂交响——元好问山水诗简论》［13］。其中，姚文以金亡为界，将元氏山水诗分为前后两期，认为其与 “丧乱诗”具有同等价值，是遗山诗的又一座高峰。关于题画诗等其他诗体，主要成果有门岿的 《一片伤心画不成——论元好问的题画诗》［14］、《论元好问的赠答诗》［15］，郭政的 《元好问饮酒诗散论》［16］，王晓枫、王志华的 《元好问碑铭诗的文学成就》［17］，陈长义的《试论元好问的乐府诗》［18］，王基的 《元好问与开封相关诗略论》［19］，吴照明的 《元好问赠酬七绝的抒情色彩》［20］，王辉斌的 《论元好问与金代的乐府诗》［21］、《元好问的乐府诗创作》［22］，王玉声的 《元好问与他的忻州诗》［23］，詹杭伦的 《论元好问七言律诗的审美结构》［24］，胡传志的 《天放奇葩角两雄——陆游与元好问诗歌比较论》［25］，以及李量的 《试论元好问的理趣诗》［26］等等。其中 《一片伤心画不成——论元好问的题画诗》认为元氏题画诗具有时代风云之气，元氏以画面为媒介，描写社会动乱、民生疾苦，抒发心中的悲愤，使得题画诗成为他现实主义诗作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元氏这种以画为抒情导线，以诗人情感将画面和时代景象融为一体的艺术手法，拓展了画面的境界，为题画诗如何深刻反映现实人生的重要课题开辟出了一条艺术新路。王晓枫、王志华的 《元好问碑铭诗的文学成就》则认为元氏的碑铭诗突破了碑志文字尚简尚实的局限，具有诗的艺术品格，其中的四言诗、骚体诗填补了元氏诗歌体裁的不足。
关于元好问诗歌的取径及艺术风格等问题，学界也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卢兴基的 《万古骚人呕肺肝，乾坤清气得来难——从金源诗风看元遗山诗歌艺术》［27］、《在唐宋诗歌成就面前的元遗山》［28］，狄宝心的 《元好问对宋诗的批判继承》［29］，陆岩军的 《乞灵白少傅 佳句倘能新——试论元好问对白居易的接受》［30］，以及吴振华的 《论韩愈对元好问的影响》［31］等都作了专门的研究，认为元氏能并蓄唐宋诸家之长而卓有成就，其丧乱诗学杜甫、山水诗学李白、近体诗学晚唐，对宋诗 “亦时以苏黄为粉本”。具体艺术手法，既吟咏性情，亦不废才学，恰到好处的用典，使得其诗深邃密致而又饱含思想见识，形成 “廉悍沉挚”的风格。
关于元好问诗的成就及其在文学史上地位的研究，门岿的 《元好问与元代文学》提出: 元好问不仅是金代文学的领袖，而且还为元代文坛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不仅通过自己的创作为元代文学树立了典范，还训练出了一批有生力量，带出一代新人，所以，他可以说是元代文坛的第一位领袖［32］。金声的 《论元好问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认为: 元氏是中国文学史上成就最高的少数民族诗人，是继杜甫之后 “诗史”之亚式的现实主义诗人，其他古代诗人一般都没达到这样高的水平，是屈原之后少有的表现了悲壮崇高之美的诗人［33］。孙望、常国武在 《宋代文学史》中，阐释了元好问诗风的成因，认为: “元好问其人天禀本多鲜卑族与汉民族相互交融而形成的豪健英杰之气，加上生长于风土完厚、质直尚义的云、朔地区，又亲历了金源亡国、鼎革易代的社会巨变，民族的、地域的、时代的各种因素交互影响，从而赋予他的作品，特别是诗作以慷慨悲壮、沉郁刚健的风格。”［34］张博泉的 《时代与元好问》［35］也属相类的成果。
2 元好问诗歌理论研究之文献
元好问诗歌理论一直是元好问研究乃至金代文学研究的重点之一。元氏诗论主要集中在 《论诗绝句三十首》、《答俊书记学诗》、《论诗三首》、《与张仲杰郎中论文》、《自题 〈中州集〉后五首》等诗，以及 《杨叔能小亨集引》、《陶然集诗序》、《杜诗学引》等序跋文章及 《中州集》所撰作家小传之中。据统计，20 世纪以来，学界共发表元氏诗论研究的论文百余篇，另有刘泽的 《元好问 〈论诗三十首〉集说》［36］、方满锦的 《元好问 〈论诗三十首〉研究》［37］等专门著述。可以说，既有微观研究，也有宏观透视。比如宏观研究，有李正民的 《元好问诗论的民族特色》［38］、《元好问诗文理论的美学系统》［39］，刘怀荣的 《金元之际文化融合与元好问及其诗论》［40］，詹杭伦的 《元好问的杜诗学》［41］，美国学者威世德的 《元好问论诗诗研究》［42］，辛刚国的 《伦理主义的回归与禅宗思维方式的渗透——元好问晚期诗学倾向初探》［43］，胡传志的 《元好问诗论的阶段性特征》［44］，王志清的 《宗杜论诗: 元好问的意义与局限》［45］，李献芳的 《元好问的文艺思想与金元之交的文坛》［46］等。至于微观研究，主要集中在元氏 《论诗三十首》上，该组诗中元氏评论了自建安以来千余年的主要诗人、流派和风格，疏凿源流，褒贬清浊，自成体系，因而最受学界关注，产生的成果也最多:
首先，关于 《论诗绝句》的写作时间，学界或认为作于青年时期; 或认为作于青年时期，晚年改定;或认为就是晚年的作品。代表性的学者首推郭绍虞，他在 《元遗山论诗绝句》中判定为元氏 28 岁时所作［47］，但后来他又提出: 从末首诗句 “老来留得诗千首”来看，疑晚年曾有改定［48］。再有，周本淳作 《元好问 〈论诗绝句〉非青年之作》［49］，认为 “老来留得”是 “实录”，并非悬揣的口气; 其 “分明自任疏凿手”也很难说是什么青年诗人的 “自信”，特别是“乱后玄都失故基”一诗，分明有亡国之感，这都证明《论诗绝句》作于元氏晚年时期。但刘泽的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系青年时作》［50］，赵廷鹏的 《元好问〈论诗三十首〉晚年改定说辨证》［51］持反对意见，他们分别对周本淳、郭绍虞的论据给予辩驳，认同为元氏28 岁时所作的观点。
其次，关于创作动机与目的。郭绍虞认为是元氏“书生技痒”，“不甚经意之作”［52］，但更多学者以为是元氏针对当时混乱的诗坛，为拯救当时的诗风而作。比如刘明今的 《元好问诗论新探》即以金末诗坛的复古风尚以及理论上的混乱为切入点，认为元氏 “要明辨泾渭以指示师古正途，以诚本论来明确师古精神”，用 “学至于无学”点出师古方法的诗学现实意义［53］。陈书龙则提出元氏作为金代文人，“其诗学理论最根本的是强调思想内容，强调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这像一根主线贯穿于他的全诗……，‘真淳’二字是元好问现实主义创作思想的真谛。”［54］刘禹昌的 《元好问诗论》［55］则以分辨正体、伪体的视角阐发了元氏对传统的继承性和创造性，比如对杜甫 “别裁伪体亲风雅”这一原则的具体继承和发展。
第三，关于具体作品的解读。主要以第15 首和28首最受争论。第 15 首的讨论焦点是元氏究竟在论谁?争论早在60 年代就开始了: 傅庚生在 《探杜诗之瑰宝，旷百世之知音》中认为是在论杜甫［56］; 戴鸿森认为是评论李白［57］; 吴庚舜的 《略论元好问三诗论》则认为是针对当时 “李杜优劣论”的批评［58］。1980 年代以后，学界又有新的讨论，如冉友侨的 《纪念杜甫诞生1270 周年感言》［59］认为诗的第二句为并论李杜，第三句是批评时人抑李扬杜或抑杜扬李的倾向; 第四句则用曹植 《与杨德祖书》中的典故，以 “书生”指代“好诋诃文章者”。而第28 首争论的焦点是对 “论诗宁下涪翁拜”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 “宁下”是 “岂能”，是否定的意思; 有的论者以为是 “宁可”，是肯定的含义。如李正民的 《元好问诗论初探》［61］即认为应理解为 “宁可”，并从元氏诗学渊源、元黄诗论的共同点等方面加以阐释。相近的看法，还有陈长义的《元好问 〈论诗三十首〉二解》［62］和刘泽的 《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集说》［63］等。
至于第二首 “曹刘坐啸虎生风”、第三首 “风云若恨张华少”二句，也产生一些成果，比如黄瑞云的《“曹刘”是指谁——元好问〈论诗绝句〉商榷》［63］、何三本的 《元好问 〈论诗绝句三十首〉笺证》［64］、陈长义的 《元好问 〈论诗三十首〉之三、四新解》［65］、方满锦的 《元好问论曹刘之新探》［66］与《元好问 〈论诗三十首〉的师承探析》［67］，以及邝健行的 《元好问“排比铺张”论诗绝句审读补议》［68］等都是此方面的代表。新世纪以来，有的学者还采用比较的视角来研究《论诗三十首》，如狄宝心的 《元好问与严羽弃宋宗唐诗学比较》［69］，胡传志的 《元好问与戴复古论诗绝句比较论》［70］，刘福燕的 《元好问、严羽唐诗持论考察》［71］等。《论诗三十首》之外，由于元氏提出了 “以诚为本”( 《杨叔能小亨集小引》) 的主张，与 《论诗三十首》相互表里，也受到学界的重视，如朱良志作《试论元好问的 “以诚为本”说》［72］、狄宝心作 《元好问 “以诚为本”说的出发点和归宿》［73］等。
当然，关于元氏诗学理论的研究成果还有很多，像程亚林的 《〈答俊书记学诗〉钱说献疑——兼论元好问的诗禅观》［74］，门岿的 《论元好问的文学批评体系》［75］，卢兴基的 《近古诗歌的精神与元好问》［76］，杨松年的 《论元好问评苏轼诗》［77］，查洪德的 《借鉴中求超越: 在唐宋诗之外求出路——元好问关于诗歌发展之路的思考》［78］，李弢的 《聚讼纷纭说 “女郎”——元好问 “女郎诗”说及其辩驳的重新审视》［79］，裴兴荣的 《从 〈中州集〉作家小传看元好问的诗学思想》［80］，孙达的 《金末中州区域的文学地理论——以元好问唐诗学探索中的行迹为线索》［81］，刘淮南的 《元好问 〈论诗三十首〉中评苏诗的问题》［82］，张立荣和彭新元的 《元好问 〈唐诗鼓吹〉的诗学思想》［83］等都是此方面的成果，因篇幅所限，恕不赘述。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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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东新 内蒙古民族大学辽金元民族文学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