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杨 扬
开放社会的特征之一，是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的彼此尊重和相互交流。对于新世纪中国文学而言，开放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在交流方式上，又有自己的阶段性特点。照一般的理解，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应该迅速扩大，但事情似乎并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乐观。著名作家王蒙在 2010 年 9 月第二届中美文学论坛上，总结上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十年间，中美文学交流状况时，不无幽默地说，两国作家之间的见面比两国将军见面的次数都少。换言之，军事交流的频率远胜于文学交流。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作家与外国作家面对面的交流机会，显然是大幅度地增加了。据有关数据统计，从 2007 年至 2011年间，单中国作协组织的作家出访团就有 142 个，出访人数 746 人次，接受来访的代表团有 54 个，399 人次。同时，中国有关部门举办了中美、中德、中法、中西、中意、中日韩、中澳等中外文学论坛，在俄、德、美资助翻译出版中国文学作品16种。很多出版机构出资，邀请了不少外国著名作家来访，如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渡边淳一以及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马尔克斯、略萨、大江健三郎、帕慕克、奈保尔等。中国作家出访频率也在增加，差不多有声望的作家，都有过出访的经历，至于像王蒙、莫言、王安忆、韩少功、苏童、余华、毕飞宇、阎连科等，只要愿意，几乎每年都有出国机会，而且，这些出访有一些是作家个人的自由行。这样的交流频率和交流方式，在新中国文学交流史上，真正是空前的。
一
新世纪中国文学对外交流的方式，总体上讲，恢复到了文学交流的常态。所谓常态，是指作家作品的交流，处于一种自发状态，人为干扰因素比较小。从文学史现象看，有点类似于 20 世纪初的情形，当时的外国作家像泰戈尔、海明威、赛珍珠、肖伯纳等可以自由出入中国，而中国作家像陈独秀、鲁迅、周作人、胡适、徐志摩、林语堂、梁实秋、冰心、戴望舒、俞平伯、朱自清、朱光潜、傅雷、梁宗岱、萧乾、钱钟书、杨绛等，也可以自由往来于各国。新世纪中国作家的出访，无论是国家行为还是个人活动，都是 1949 年以来，频率最高、出访范围最广的。中国作家世界各地自由行所带来的最大收获，是对外部世界的神秘感逐渐消除。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中国作家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是被封闭在单一的意识形态世界中，对包括西方世界在内的人文世界几近于完全隔绝。上世纪 80 年代之后，国门打开，因为经济和文化上的落差，中外文学之间的交流基本是呈逆差状态，大量西方作家作品流入中国，而中国作家对外国作家作品的接受几乎到了饥不择食的疯狂地步。像莫言、王安忆、苏童、余华这些作家，都有过一个不短的文学见习期，他们对卡夫卡、博尔赫斯、川端康成、马尔克斯的接受，在他们的创作成长中留有明显的痕迹。新世纪以来，这种创作见习期基本结束，除了作家自身的快速成长之外，最重要的动力之一，是来自作家自由出行所获得的丰富感受。他们不用借助第三只眼睛间接地打量西方世界，他们也不用各种组织刻意安排，有意识地选择看什么，不看什么。他们像上世纪初的中国作家那样，置身异国他乡，亲身体验不同文化。这样的自由交流，不仅使中国作家全方位地接触到异国文化，了解不同国度的文化特征，也促使中国作家多方面思考文学创作的多种可能性。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是，新世纪以来中国作家创作中明显地强化了本国文化因素和传统文化色彩。如莫言在《檀香刑》中，借助山东高密地方戏猫腔来结构小说。在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生死疲劳》中，又采用了佛教的六道轮回来结构小说。贾平凹的《秦腔》运用秦腔的声韵来渲染小说氛围，而他的最新长篇《老生》，用《山海经》作为结构小说的手法。这些带有民族民间色彩的文学要素的增强，与中国作家广泛接触外来文化的影响恰好成正比。越是接触世界各种文化多的作家，他们在创作探索中，对中国自身文化的意识就越强烈。莫言在创作中第一次明确蒲松龄传统之于自己创作的影响，是在新世纪。王安忆《天香》中对于上海史前文化的追踪，也是在新世纪。所以，新一轮外来文化的影响，在新世纪开启了中国作家对自身文化身份的重新认识和定位。但要明确的是，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开拓，是与外部世界的开放同时并举。没有自由开放的外部环境，也就没有文化转向的内在可能。贾平凹在新世纪创作的探索，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像《秦腔》《古炉》《带灯》《老生》，基本的价值取向是本土色彩越来越强烈。与莫言、王安忆、阎连科、余华、苏童等相比较，贾平凹与外国作家的交往程度相对比较少。但这并不说明贾平凹与外国文化之间交往的门是关闭的。新世纪以来，贾平凹对于与外国文学之间的交流的欲望非常强烈，他曾多次表示希望能够将自己的作品翻译成外语。这种向外看的文化冲动，与其新世纪创作的小说《秦腔》《带灯》《老生》的价值取向之间，有着某种精神关联。在这些小说中，地方色彩非常浓烈，题材内容几乎全都是乡村世界。但这不是贾平凹 80 年代文学创作的重复，而是有新的拓展。如果说，80 年代的贾平凹创作中，农村是一个闭塞、落后的世界，那么，新世纪的陕北农村则是一个既混乱又充满生机的复杂社会。在贾平凹眼中，新世纪中国最活跃、变化最大的地方，不在城市，而在乡村，尤其是那些正在经历城镇化的农村。《带灯》中的陕北农村，已经很难再用原来意义上的农村来定义，但也还没有完全进入到现代城镇的生活秩序。故事的发生地，是一个紧靠在国道边上的自然村寨。当地村委会搞了一个土特产批发集市，因此，商贩云集，热闹繁忙。其中的人物，大都是原来村里的农民，但今天他们已经改变了世代务农的习惯，或者外出打工，或者在集市里做买卖，一两个人还执着于先民的理想，留恋土地，开垦荒山，但这样的农耕生活，就像 80 年代李杭育“葛川江系列”中最后的渔佬儿一样，落寞而孤单，毫无前途可言。对于贾平凹这样的作家，从他的性情和价值理想看，他更愿意笔下的人物生活在广袤的土地上，自由自在，随性而行。但这片农耕土地到了新世纪，却变成了尘土飞扬的投资热土。从一般村民到基层干部，都意识到若要富，种田没出路，毁田毁林造集镇，做买卖来致富。在《带灯》中有一段描写村干部酝酿建造农副商品集市的过程，可以说从村民到村干部迅速达成共识。后来那些村民靠出租店铺，承包饭店，的确都赚了钱，生活比以前好了。相比之下，那些仍然开荒种田、坚守农耕生活的人，收入微薄，生活艰苦。贾平凹在对照农民的两种生活状态时，似乎有无限感慨。他是在一种矛盾心态下看待新世纪农村的这一变化。在他的诸多作品中，一方面是投资热潮之下，人们疯狂地寻找发财商机，毫无节制地分享物质生活的快感。但另一方面作者本人又在不断质疑这种疯狂的发展模式。贾平凹留恋的是故乡保存完好的山水田园生活，安安静静、井然有序，而不是眼下这种乱哄哄的混乱场面。换句话说，农村越是城镇化，贾平凹对于乡土世界的怀念之情就越强烈。很难说这是怀旧，或许可以理解为是对失去的历史风景的一种追忆，就像是站在一片改造过的居住新区，你不会否认眼前的一切都变了，但一定会感慨以往曾在这里见过的历史景观消失了。现代化是一种趋势，但现代化无法满足人们的所有需要，更何况现代化有现代化的社会病症。从这一意义上讲，越是开放，作家越会对民族民间、乡土特色的东西感兴趣，这不是个别的文化现象，而是具有普遍意义，至少，在新世纪以来中国作家创作中，是比较突出的。
二
新世纪外来文化影响痕迹直接表现在国际题材的书写上。上世纪 90 年代，有《北京人在纽约》 《陪读夫人》 《我的财富在澳洲》等作品，揭开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作家创作的国际题材序幕。新世纪之后，生活在国外的中国人越来越多，感受也越来越复杂，作品内容总体上已经超越了表现中国人在外打拼的题材模式，比较多地转向从文化层面上揭示不同文化价值观念之间相互冲突的紧张关系。有研究者认为早期的作品，归于“留学生文学”，而今天的一些海外题材作品应属于“新移民文学”，较多地体现移居海外的中国人，在融入所在国过程中的各种文化感受。如哈金的《战争垃圾》描写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战俘生活，视角从原有的战争正义与非正义，转向人性和文化的冲突。戴舫的《猎熊黑涧溪》是正面表现中美文化冲突的一部小说。作品讲述了美国药厂老板阿瑟与雇员吴泊均（一位中国留学生）两人到加拿大黑涧溪猎熊所发生的故事。阿瑟不小心失足跌落涧底身亡，吴泊均侥幸生还，一个星期后，意外得到阿瑟生前留下的一份遗产。这故事看似平常，但阿瑟的死却很值得玩味。阿瑟是怎么死的？他是跌落涧底，被汹涌而至的洪水一点点淹没而死。当他刚刚落入涧底时，洪水并没有来临，一条腿卡在两块大圆石之间，另一条腿骨折，身体动弹不得。吴泊均尽管也受了伤，但没有跌落涧底。阿瑟习惯成自然地想象吴泊均会像往常那样毫不犹豫地来救他，但此时的吴泊均竟安然坐在岸崖上，用一种从未有过的咬牙切齿的语调很不客气地对阿瑟说话。这让阿瑟感到意外，自尊心严重受挫。洪水一点一点涨上来，阿瑟一动不动，吴泊均凝目不语。阿瑟搞不明白，这位一向善良、乐于助人的中国青年，怎么在生死考验面前突然变得那么冷漠，非得你低三下四求他救命，才肯援手。吴泊均望着身陷绝境的阿瑟，心里暗暗想：你求我，我就救你。而阿瑟就是不求救。两人就这么僵持着，直到洪水吞没了阿瑟。或许，很多读者会谴责吴泊均在生死关头不援手相救的冷漠，但作者的叙述视角似乎更多地是偏向吴泊均，他要人们想一想，原本骄傲的吴泊均，为了谋求生计，不得不在阿瑟手下忍声吞气、察颜观色、小心翼翼地生活。这种人际关系的不公平似乎从来没有人看到，人们只看到关键时刻，吴泊均没有援手救阿瑟。但从来没有人想过吴泊均多少年来是怎样在阿瑟手下度日的。阿瑟觉得吴泊均救他是理所当然，但吴泊均在自己受伤，面临生死抉择的情况下，需要掂量掂量值不值得舍命救人。如果阿瑟恳求吴泊均救他，或许吴泊均会动恻隐之心，但阿瑟好像不习惯这样的表达，宁愿死，也不求救。在吴泊均看来，阿瑟太高傲了，死到临头，还要摆臭架子，理所当然，吴泊均采取了袖手旁观的冷漠态度。阿瑟与吴泊均的关系真是一言难尽，如果从一个中国留学生的角度来进行文学解读，或许会读出另一番滋味。作者戴舫 80 年代赴美留学，是中国大陆最早公派赴美学习比较文学的研究生，后在美国大学任教。长期的留美生活和大学研究工作，使他对美国社会和学术文化有更多的了解和思考。他的写作明显放弃了在美国打拼，最后荣华富贵的大团圆小说模式，代之以文化冲突为主调的故事模式。留学加拿大的张翎所写的小说《陪读爹娘》，从老年人的视角折射出加拿大华人世界的辛酸。张翎是复旦大学外文系 79 级学生，留学加拿大后，在一医疗机构工作。据说她是在一场大病之后，全力投入到文学写作。她留意那些随子女飘洋过海的老年华人的生活状况。以往有《陪读夫人》之类描写中国留学生生活的作品，但很少有关注陪读爹娘的作品。如果说那些年轻的留学生风华正茂，对生活表现出一种锐意进取的强势姿态的话，那么，那些随子女飘洋过海的老年华人，真正是强弩之末，再怎么奋进，在那片异国的土壤上始终是无法扎下根来。他们的苦处和内心的尴尬，一般人难以察觉。当这些老人随子女远赴加拿大时，一度是那么地兴奋，轮到开始真正生活时，才发现在异国他乡要想扎下根来，谈何容易。《陪读爹娘》中的项妈妈听说李伯伯可以回中国大陆安居时，那份羡慕发自内心深处，而李伯伯就像小孩一样露出平常难以见到的笑容。张翎的小说不同于问题小说，她不是着意于问题的描写，而是努力展示今天人们的一种生存状态和精神状况。这是在跨文化空间中对细微生活点点滴滴的捕捉和描写，它的文化价值有时比小说的艺术意味更高，更吸引读者。相类似题材的作品有东方白的长篇小说《新留守女士》，讲述在美生活的中国留学生，在新世纪面临的生活矛盾。作者是留美学者，在美国大学从事医学研究工作。而王宏图的长篇小说《别了，日耳曼尼亚》讲述中国留学生在欧洲的生活。作者本人是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有过留美生活经验，曾在汉堡担任过两年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因为文化身份的关系，作者对异国他乡的知识者的心理状况特别敏感。在作品中，表现了新世纪一批年轻的留学人员的生活和精神状态。人物活动空间跨越上海和德国北部小城，作品人物尽管有父子两代，但侧重点是在新一辈留德人员身上。面对青春期的成长烦恼，又置身于异国他乡，作品中的人物常常充满冲动、烦恼和忧郁。这种青春成长与异国情调的文化结合的写作，揭开了新世纪青春小说的又一个篇章。上述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新世纪中国人国际视野之下审视生活的眼光。这种眼光，不是 20 世纪初郁达夫笔下中国留日学生那种自卑自傲的变态神色，也不是 80年代刚刚走出国门，梦想发财致富的中国人的眼神，新世纪中国人的心态似乎要复杂得多。
【后文略】
【获取全文】《扬子江评论》2015（1）:37-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