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学批评语境与机制研究
杜 国 景
摘 要:语境与机制指的是文学批评形态( 范式) 与批评主体所生成的背景、环境、风气、特点以及它们的运作方式与过程。语境与机制不仅是文学批评史、思潮史的构成性要素，而且也是文学制度的运作细节。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六十多年的历史上，虽然大体是媒体批评、文联作协批评、学院派批评的此消彼长，但即使是在制度性的强大约束下，语境与机制仍呈现了充沛的活力，甚至能对制度形成某种修订、颠覆、增删，直至反超制度，而其中存在的若干问题，也值得警惕和反思。
关键词: 语境; 机制; 媒体批评; 文联作协批评; 学院批评
一、“语境与机制”的意义
文学批评研究涉及的范围很多，如基本理论( 性质、功能、标准等) 、批评史或思潮史、多样的批评范式、不同批评家的学术风格与个性等。其中语境与机制所关注的，主要是批评发生与运作的背景、条件、过程及方式。它以批评主体或批评范式的形成及特点为中心，兼及与批评有关的其他文学现象或活动。在不同的背景与条件下，语境与机制既是批评主体和批评范式，同时也是文学组织机构、作家、报刊出版部门、读者等共同遵循的某种约定或成规。狭义的语境当然只是前言后语或上下文，广义则包括时代政治、文化思潮、社会风气，甚至不同的文人圈子等。很多情况下，理解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思想感情，需要联系两方面的语境，否则便不知所云。而机制则指批评运作的过程、规律，产生作用的方式等，尤其关系到批评主体的形成与特点。当批评是以某种话语权的方式在起作用时，它的内在逻辑、功能机理、运作方式等就显得特别重要。
语境与机制是20 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思潮史研究不能回避的话题。“五四”前后理论批评话语的“现代转型”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体化”，虽容易让人联想到文学制度，但实际上两者是有区别的。从某些现代文学制度研究来看，主要问题是套用西方社会学的制度理论，在勾勒从晚清到“五四”以及1930 年代到 1940 年代文学制度轮廓时，时常缺乏说服力。什么是文学制度? 民国时期到底建立了怎样的文学制度? 就算“文学制度是文学的生产体制和社会结构”，“是文学生产的条件，也是文学生产的结果”等勉强能够说得通①，那也还应该回答: 它与当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尤其是文化教育制度究竟是什么关系? 中间存在着怎样的运作机制? 而若从这方面着眼，辛亥革命后先后执政的南京临时政府、袁世凯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在如何处理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的问题上矛盾尖锐，联邦制与联省自治的呼声一度此起彼伏，政治分裂，经济贫弱，社会动荡，争端频出，文化教育制度的建立根本是有名无实。1927 年国民党建立统治后，虽然加强了统制文化的意识，教育统筹、社团管制以及新闻报刊书籍的审查等也越来越严厉，但工农武装割据、“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等，使民国政府深陷于“攘外”与“安内”的焦虑中。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更被分割为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等几大区域，这还不包括新疆、西藏、内蒙古等边疆民族地区。在国家民族的生存都遭遇了严峻考验的时候，整体的文化体制或文学制度的建设只能是侈谈。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的发生、发展，与其说关乎制度，还不如说更关乎语境与机制。
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制”和“度”，实际已涵盖了文学活动诸层面，包括文学创作、文学体制、文学体性、文学批评、文学发展等等，“只因外来文学观念的喧夺，致使它近世以来被人遗忘”。文学制度的古老意义，遗存于《周易·节》，“文学制度，就是文学活动的节”，“文学活动实质上就是节文，亦即节以制度而修饰以文”，因此，需要以“节文之思理”，全面阐述中国文学制度观念，以“救正近世以来浸淫的科学实用主义之积弊，并戒除流行的形上偏枯与唯美诡随的研究风习”①。这里的“救正”、“戒除”云云，显然就暗含了对20 世纪中国文学理论批评与制度研究的不满。
当然，不是要全部否定文学批评史、思潮史和文学制度研究的价值。“五四”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史、思潮史将自己的研究从文学史、文化史中独立出来，发现并阐释、论述了不同批评理论的创造、文学思潮的演变，评价了不同批评与思潮对文学运动、文学创作所产生的影响，功莫大焉。文学制度研究深入到一些历史细节，如文学社团、文学会议、文学评奖、文学组织以及媒介、传播等，提供许多新的观察点，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成绩也不容抹煞。但总的来看，这些研究还是存在不少问题。如果说批评史、思潮史的问题主要是侧重理论多( 如观念、方法、标准等) ，联系语境与机制少; 对批评主体的孤立研究多，整体的关联性研究少，那么制度史研究则是对文学制度的构成性、功能性关注多，而对制度的多样性、差异性以及制度背后的人事与人情纠缠分析少; 对制度的断代研究多，如现代、当代或更细微的阶段划分，而对语境与机制的贯通性、跨阶段性分析少，对影响机制运作的政治性因素关注多，而联系其他语境少。
研究批评史或思潮史应当联系语境和机制，这似乎不是问题，需要强调是: 语境和机制的作用，有时候比制度还重要。制度是条约化、契约化的行为准则或体系架构，当然极具约束力，但语境和机制的能量也不容忽视。它所揭示的是事物存在的前提和条件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尤其是这些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运动原理，包括人的心理构成及活动方式等。有时候，即使在制度的强大约束、压制下，语境与机制仍有活力，甚至能对制度形成某种修订、颠覆、增删，直至反超制度，在人情浓郁的中国社会尤其如此。所谓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打擦边球，钻制度空子等，说的都是这个意思。
民国时期，无论是约束性的行为准则，还是社会契约化的体系架构，都处于分散、混乱的状态，所以无论创作还是批评，都能容纳不同的话语体系。人文主义、激进主义、自由主义、通俗文化都可在那里此消彼长，你争我斗，虽不乏火药味，但至少都有各自的生存空间。其中的奥秘，正是所谓的“民国机制”②。通过它，可以清楚地看到晚清以后文化语境发生变化的种种脉象。真正的困难不是了解制度，而是分析制度所生成的语境以及它们的运行机制。庞大的政治、经济制度瓦解后，语境与机制仍可能凭着某种贯通性的力量( 比如文化心理之类) 发挥作用。晚清废科举后，新学、报刊出版业迅速发展起来，文化体制、机制为之一变，随之而来的似乎也是一切都要变，文学从此要通过新媒介新技术走向大众，不可能再是士大夫文人的专宠。然而事实上，通过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等新文学社团的蜂起，却分明可以看到传统文化语境与机制仍在运行，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这就是所谓的“文人结社”。
自古以来，但凡声气相求、志同道合，中国文人就会形成类似的精神集结，并显然具有两种机制: 一是诗酒唱和、倜傥风流、琴棋书画、粉墨登场，这是典型的文人雅集; 二是忠君报国、肝胆相照、出生入死、慷慨悲歌，体现文人结社的政治情怀与抱负。正所谓: 结社多高客，登坛尽小师①。如此风气，春秋诸子就有同好，早期形态则萌生于魏晋，而以明清为炽。复社、几社的兴衰，甚至与国运共始终。与此相关的，还有书院、私学、讲会以及诗书坊刻、家刻等等，它们的合法性，来自中国文化的特殊语境与机制。近现代新学的兴起，新文学社团及同人办刊的兴盛，都延续了这个传统。文学批评话语系统的现代转型固然发生于“五四”，但古代文化的传统机制却并没有戛然而止，无论创作还是批评，与传统相似的某些语境与机制都得到了官方和民间的默认。即使是左翼文学刊物，被查禁之后，换一个名称照样可以生存。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一批新文学社团争奇斗艳的同时，旧文学社团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如南社，南社湘集、闽集、中华学艺社等。相当一部分新旧知识分子，直到抗战胜利、内战爆发，都未能完全走出文人结社、同人办刊的草蛇灰线，仍以此耽志于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九三学社、《观察》、《自由中国》等，就是著名的例子。就连周瘦鹃、张恨水这些靠通俗写作谋生的作家，也从没有丢弃“以天下为己任”的文人传统。
文学语境与机制的超制度存在，说到底，是因为中国有一个特殊的“士”阶层，它有自己的传统和影响，与西方“知识分子”不尽相同。文人结社的目的，根本是要宣示情志，在文学上就是共同的理想和志趣。由于立场不同，理论、方法、观念，甚至观点的表达方式之间，难免会起争斗，难免会形成圈子、山头或派别，这就是结社的基础。即使“结社”的条件没有了，受传统影响的心理构成及其活动方式也仍在起作用，仍具有某种“合法性”。语境与机制所要关注的，正是这其中的特点和规律，它们既与理论的规范、制度的约束有关，但又并不能为其所全部概括。
二、“一体化”时期的文学批评
【获取全文】中山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2015（4）:48-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