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文学语言论争的五个阶段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一
五四到20世纪40年代末，围绕文学语言和一般应用文体的论争，先后经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白话文运动时期，主题是“以白话代文言”。“白话”包括各方言区和各阶层丰富的口语，也不排斥依然活在当代人口头的一部分古白话书面语乃至成语和文言遗产，笼统称为“活人的语言”稍嫌宽泛，胡适后来将其凝练成作为“活的语言”的“国语”，白话文运动的目标就是让“全国的人渐渐都能用它（按即“国语”）说话，读书，作文”①。这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日常语言生活及其上层建筑的必要条件，也可说是五四前后提出的诸多现代化方案中最基本的一条。以后的文化建设，包括复杂多变的文学运动，均有赖于这个语言现代化方案的渐次展开。
文学对这一现代化方案有独特的反作用力。胡适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②，意在阐明“新文学”与新“国语”的互动关系，为五四前后白话文运动奠定了比较稳固的总体理论框架。主角是“白话文”，因其语言基础是“国语”，周作人又称之为“国语文”，基本的策略，是鲁迅、傅斯年、刘半农、周作人、胡适等在“第一个十年”反复论述、后来又不断修补的所谓“博取”各地口语、外来（主要是欧化）词汇句法以及适量文言，再“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③。诸家论述丰富，彼此也有差异，但大致不超出胡适的框架：“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但这个框架相当宽松开放，给后来继续探索和论争预留了极大的空间。
“白话文”的语言基础是作为“活的语言”的“国语”，当时只能是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官话”，但五四以后，“官话”不断变化，新“国语”不可能总停留于旧官话的水平，这就要处理不断变化的新国语及其书写系统与各地方言、外来（欧化、日化）语以及文言的关系。但具体怎样“博取”，怎样“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要求草创阶段的白话文理论一蹴而就。
比如方言与文学的关系。鲁迅反对纯用一地方言，也反对方言土语用得太多，太生僻，主张“博取”各地方言，并不在乎别人所嘲讽的“南腔北调”④，《阿Q正传》中赵太爷骂“阿Q，你这混小子”就是北方话。赵秀才骂阿Q“王八蛋”，作者特地注明这是未庄人平时很少使用的“官话”。胡适《文学改良刍议》（1917）只模糊提出“八曰不避俗字俗语”，在和林纾论战中，欣然欢迎对方作为罪状之一的“引车卖浆者之流”的口语。这都可以理解为部分地接纳方言。但胡适很快进而提倡“方言文学”，表彰“粤讴”代表的“粤方言文学”以及《海上花列传》代表的“吴方言文学”，认为这才是新文学语言的康庄大道，甚至还设想《阿Q正传》若纯用绍兴方言，当更加成功⑤。1934年有人将《阿Q正传》搬上舞台，让阿Q大讲绍兴话，鲁迅就不以为然，批评改编者是“随手胡调”，“眼睛也是为俗尘所蔽”⑥，似乎就是对九年前胡适的“胡说”的答复。至于白话文要接近口语到什么程度，鲁迅和胡适的意见也相去甚远。胡适要求绝对的“白”，往往因为并不知道真实的口语是怎样的，而强迫自己的白话书面语竭力靠近想当然的实际并不存在的白话，因此弄得不伦不类，比如不说“胡适日记”，偏说“胡适的日记”，以为这就是彻底的白话了。鲁迅因为清楚地认识到“在进化的链条上，一切都是中间物”⑦，并不追求绝对的“白”，宁可满足于“文白夹杂”，他的文章在力争口语化的前提下，并不排斥文言和白话书面语固有的表现法。鲁迅杂文集没
有一部的书名夹有“的”字以显示彻底的口语化。至于造句、选词（练字）方面离开口语之远，就更是和胡适形成鲜明对照了。鲁迅的杂文和散文诗中甚至故意使用大量对偶句，并坦率承认这是过去在私塾长期“做对子”养成的“积习”⑧，就更是胡适所不敢苟同的了。先驱者意见的不一致，为日后争端埋下了伏笔。
又比如，五四白话文理论对“欧化”的程度与方式并无明白界定。何为好的“欧化”，何为“恶劣的欧化”，始终扯不清。“欧化”主要表现为大量使用外来语呢，还是直接模仿西方的语法，也没有明确交代。等到20世纪30年代初提出“文艺大众化”，同时中国传统散文趣味浓郁而文言成分激增的“小品文”大行其道，五四初期未曾预料到的新的语言动向与“欧化”迎头相撞，于是欧化、文言和口语的比例以及各种语言要素“调和”的好坏与否，在五四一代人相互之间以及第二、第三代作家那里显出明显差异，这才引起不断的反省乃至激烈论争。在文学创作、文学翻译和文学批评中，大家对“欧化”的认识不断进步，获得不断自觉，不再停留在五四初期以“学衡派”为代表的围绕《马氏文通》功过的讨论，至于章士钊对“的底吗呢”的印象式批评，更不值一提了。比如鲁迅坚持“直译”，希望借此为中国输入更精密的语法，他的译文势趋于极端欧化，但鲁迅小说、杂文和散文诗就尽量口语化。尽管如此，必要时他也并不拒绝欧化语法，但鲁迅创作中的欧化语法不同于翻译，已经尽可能和口语、白话书面语乃至文言精心调和起来，成为“鲁迅风”的有机组成部分了。比如他的一些看似古怪却朗朗上口的长句子，以及李长之曾经拍案叫绝的杂文和《野草》中对于“然而”之类连接词的巧妙运用。
再比如，白话文的书写工具当然是汉字，但从白话文理论提出之初，汉字的地位就不很稳固。白话文倡导者们继承清末吴稚晖等人的“废汉文议”，相信汉字只是暂时工具，将来总要被拼音文字取代，甚至有“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口号。胡适1935年写《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时还说，“如果因为白话文学的奠定和古文学的权威的崩溃，音标文字在那不很辽远的将来替代了那方块的汉字做中国四万万人的教育工具和文学工具了，那才可以说是中国文学革命的更大的收获了。”可见五四以后，尽管大家都在使用唯一可用的汉字，但谁也没有放弃以拼音文字取代汉字的理想，形形色色的“新文字”方案层出不穷。具体到作家创作，对周作人所谓“因了汉字而生的种种修辞方法”⑨的借鉴与否和畸轻畸重，也就会造成语言风格上日益明显的差异，从而造成白话文阵营内部的分裂。周作人对新近作家“细腻流丽”的白话就感到不足，提出“涩味与简单味”的期待⑩。刘半农留法归来，对新一代作家的语言和做派深致不满，禁不住“老实说了罢”。闻一多说新诗有“欧化的狂癖”，指斥许多新诗人“要把新诗作成完全的西文诗”，为此他在肯定“《女神》之时代精神”之后，马上又批评《女神》过于欧化而缺乏“地方色彩”。鲁迅后来也指出胡适的白话文像“茶淘饭”，没有余味。
新文化阵营内部对理想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不同表述开启了日后纷争，但新文化阵营内部这种纷争的前提是肯定白话文的总体方向，与后来历次论争中因为不满白话文的时代局限而得出完全否定的结论，有本质的区别。
二
第二阶段是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创造社”个别人物20世纪20年代中期就提出“民众艺术”（成仿吾）和“阶级斗争”的口号。1928年前后，成仿吾更提出“印贴利更追亚”（小资产阶级）的“意德沃罗基”（意识形态）需要再次“奥伏赫变”（扬弃），而当务之急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必须获得“Proletariat”（普罗大众）的“意识”，浑然忘记了不久前他们还将文学创作的规律、技巧与作家个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艺术之宫的柱石（“为艺术而艺术”）。经此急转弯，也不可能像“文学革命”时代那样从正面继续强调文学语言的重要性。1924年，成仿吾还要求民众提高自己来迁就为民众着想的倾心创造的艺术家，到了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中，革命的小资产阶级艺术家必须无条件地迁就民众，“克服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根性，把你的背对向那被‘奥伏赫变’的阶级，开步走，向那‘龌龊’的农工大众！”阶级立场的大转变不仅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完成，还必须抵达语言层面，进到“文学革命”和“革命文学”初期都不曾梦想到的“文体永远被‘奥伏赫变’的时刻”。于是“革命文学”提倡者们一面批评“文学革命”时代“有闲阶级”的“意识”和“趣味”，同时开始挑剔他们的语言“始终不能摆脱旧的腔调”。不仅如此，成仿吾还承认，即使“对于旧思想与旧文学的否定最为完全”的前期“创造社”本身，与“文学研究会”和《语丝》派一样，其“媒介—语体”都“与现实的语言相离那么远！”。这位创造社首席批评家的结论是：“我们如果还挑起革命的‘印贴利更追亚’的责任起来，我们还得再把自己否定一遍（否定之否定），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从此，“引车卖浆者之流”的语言就被带上一顶阶级论的帽子，一跃而为“农工大众的用语”。
这或许就是30年代中期陈望道等一批上海文化人提出的“大众语”的前身？按照成仿吾的逻辑推下去，“革命文学论争”势必要涉及文学语言的大众化，但事实上，后来居上的“创造社”晚期诸君子并没有突出语言问题，整体上这场讨论基本忽略了文学语言。不是他们不想提语言问题，而是有难言之隐。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的健将们自己的语言依然是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坦率承认的前期创造社的语言面貌：“A.极力求合于文法。B.极力采用成语，增造语汇。C.试用复杂的构造”（也许还应该加上“不避欧化”），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的“媒质—语体”不仅不能“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也“与现实的语言相离那么远！”，甚至还比不上他们所反对、所鄙视的《新青年》、“文学研究会”和《语丝》派的清白爽利、自然多样、文从字顺、温文尔雅。创造社晚期诸君子嵌满西文和尚未取得大家认可的生造的外来语（理论术语）的文章，属于五六年前闻一多批评的“欧化的狂癖”，经常遭到论敌鲁迅的揶揄，他们当然不愿以己之短来攻人之长了。
【后文略】
【全文获取】《南方文坛》2015（1）:6-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