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艺研究】 老舍抗战戏剧的人民性
梅 启 波
一般认为老舍是解放后才自觉向政治和人民靠拢，创作了《龙须沟》等戏剧后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笔者认为老舍获得这一称号并非因某一部戏剧，而是作家长期为人民创作的结果。实际上，正是抗战才使老舍从一个留学归来的精英小说家转变成一个充满人民性的戏剧家。文学史上的老舍有两个形象：一个是现代文学史上作为小说家的老舍，从英国留学回来与政治保持着一定距离的幽默写家；另一个是当代文学史上的戏剧家，解放后创作《龙须沟》、《茶馆》的老舍，是紧跟时代政治的人民艺术家。这两种看法形成了鲜明反差，我们不禁要问老舍的创作和文艺思想在这两个时代之间是如何过渡和转变的？老舍出身平民，他早期的《二马》、《离婚》等小说很自然地描写了一些市民生活，但在这些小说中老舍多以“五四”知识分子启蒙的眼光对传统进行批判，像《猫城记》更表现出一种精英知识分子对当时中国社会失望的情绪，此后老舍陷入反思和迷茫。只有到抗战时期，特别是去过陕甘绥等抗战前线之后，老舍才真正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认识到中华民族的新生，以及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人。1938—1943 年间，老舍先后创作 4 部抗战京剧：《新刺虎》《忠烈图》《薛三娘》《王家镇》，以及 9个多幕剧：《残雾》《张自忠》《大地龙蛇》《归去来兮》《面子问题》《谁先到了重庆》《国家至上》《桃李春风》《王老虎》。正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1］老舍的抗战戏剧以人民为中心，以群众的需要为出发点，歌颂广大人民的抗战精神。老舍抗战时期的戏剧创作是老舍由一个自由主义作家向一个人民作家转变的重要契机，是老舍戏剧创作的起点，也是研究老舍戏剧人民性美学不可或缺的一环。
一、书写大时代人民的命运
文学就是要书写人民的生活，抒发人民的感情，这不仅仅是文学创作的法则，更是时代的要求。老舍的抗战戏剧塑造了从将军到普通教师，以及大后方的小官僚、流亡学生、平民等一系列人物形象，表现了时代洪流中的众生相。老舍创作的戏剧都紧贴时代主题，充满浓烈的抗战色彩。1937 年12 月，老舍发表《大时代与写家》，这可以说是启动抗战文艺的一篇宣言书。老舍强调作家只有与时代契合才能成就伟大作品：“每逢社会上起了严重的变动，每逢国家遇到灾患与危险，文艺就必然想充分的尽到它对人生实际上的责任，以证实它是时代的产儿，从而精诚的报答它的父母……大时代须有伟大文艺作品。”［2］
老舍抗战戏剧的人民性就在于表现了抗战这一大时代人民团结抗战的英雄精神。抗战可以说是中华民族觉醒和团结的一个契机。抗战之前，中华民国建立的口号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一民族观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定的狭隘性，在民国时期，回、汉、满、蒙之间存在很多隔膜。七七事变之前，日本人之所以能不断蚕食鲸吞中国，正是利用了民族之间的不团结，身为满族的老舍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国家至上》中的张子清就是以老舍在济南时教他练拳的回教拳师为原型的。张子清有强烈的民族情感，但又是狭隘的。戏剧高潮部分张子清终于认识到回汉团结的重要性，在临死前打死了挑拨离间的汉奸金四把，完成了精神上的蜕变。老舍的戏剧让很多人重新认识回族，“他们勇敢，洁净，有信仰，有组织。其所以往往与教外人发生冲突，这实在不是因为谁好谁坏，而是因为彼此的生活习惯有好些不同的地方；不一致会产生误会，久而久之，这误会渐变成了必然之理，彼此理当互相轻视隔离。”［3］这个戏剧深深打动了广大回族民众，让其他民族群众理解了回族人民。老舍其他戏剧中也贯穿了各族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团结抗击法西斯的主题。比如《大地龙蛇》第一幕第二节“绥远战役”中的主要人物不仅有汉族人赵兴邦，还有蒙古兵巴颜色图、回教兵穆沙、西藏高僧罗桑旺赞、朝鲜义勇兵朴继周、印度医生竺法救、南洋华侨林祖荣，以及日本投诚兵马致远等，正是这些人的团结抗战才取得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第一次重大胜利的绥远大捷。《张自忠》这部戏剧则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等多角度展现了张将军作为一个爱国将领刚毅和勇于献身的高尚人格。老舍抗战戏剧始终致力于歌颂和激励人民的抗战精神。《桃李春风》中辛永年的书痴精神，《面子问题》中秦医官的务实精神，赵兴邦﹙《大地龙蛇》﹚、乔德山﹙《归去来兮》等青年奋勇杀敌的献身精神，让我们可以窥见关云长、岳飞、辛弃疾、文天祥等民族英雄的影子，更让我们看到人民抗战胜利的希望。
老舍抗战戏剧书写了大量底层人民群众的命运。老舍戏剧中总有一些被时代浪潮碾压，颠沛流离的人物，这些人物在生活中往往不得意，但却富有爱心和坚强的意志，在作品中闪闪发光。比如《谁先到重庆》刻画了吴凤鸣牺牲自己也让自己弟弟离开日本人占领的北平逃往战时首都重庆。老舍话剧中总有些底层百姓，他们受到现实生活的残害，但他们仍然坚守内心良知。《归去来兮》中乔家的长媳李颜，丈夫死在抗日战场，她疯了但她想到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替丈夫报仇。老舍常用一些动人的情景描绘出这些人物的生存状态。比如《残雾》这个戏剧主要讽刺抗战中堕落的国民党官吏洗局长之流，但戏剧大幕开启时洗局长家的佣人刘妈轻轻擦拭客厅上悬着的大幅北方风景画的情境更打动人，那种底层人民对失去的国土深沉的爱恋流露无遗。
老舍之所以能把抗战时期的众生相写得淋漓尽致，让观众感动落泪，在于他自己也是人民大众中的一员。老舍抗战戏剧书写的是像他一样挤着火车、轮船，辗转逃亡的普通人的生存状态。老舍从英国留学回国后在山东青岛过着教授和兼职作家的闲适平静生活，是一个学院派的幽默写家。随着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打破了老舍小生活圈子。老舍说“抗战改变了一切。我的生活与我的文章也都随着战斗的急潮而不能不变动了”。［4］抗战使老舍毅然抛家弃子，投入抗战的洪流之中，担任文协﹙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领导，并积极从事抗日文艺工作。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进攻，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等中国大城市迅速沦陷，老舍从青岛、济南、武汉辗转到重庆。颠沛的流亡生活让老舍走出了个人的小天地，认识到个人命运与时代的密切关系，老舍众多抗战戏剧中也渗透和书写了民族和个人的这一时代生存状态。
二、创作符合人民需要的作品
老舍抗战时期创作这些戏剧是从人民需要出发，从根本上是站在人民的立场，表达人民的情感需求的。他指出“在这一个大时代里，要用中国的感情，写中国的文艺”，［5］也就是要创作符合人民群众需要的作品。1939 年，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国内一些城市开始流露出悲观和投降的情绪。老舍以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代表身份，历时五个月，行两万里，到陕甘绥等地慰劳抗战将士。老舍在兴集差点被山洪冲走，在陕州差点被炸死，此行让他看到了前线广大军民抗战情绪的高涨。老舍到达延安后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欢迎和招待，认真聆听了毛泽东的讲话，这更坚定了老舍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思想。老舍回重庆后写下《归自西北》，盛赞西北军民的高昂的精神面貌，断言西北是建国的根据地。老舍说“越走近前方，越相信‘抗战必胜’确非仅一标语”。［6］
老舍抗战戏剧很多是应各抗战人民团体要求而创作的。《国家至上》《大地龙蛇》《张自忠》分别是应中华回教协会、东方文化协会、军界委托创作，反映了抗战大熔炉之中满、汉、回、蒙等各民族团结抗日的精神。1939 年重庆的大阿訇马松亭和回族知名学者马宗融提议老舍创作一部话剧，反映回族人民保卫华夏的决心，在这一背景下老舍创作了《国家至上》。马松亭他们给老舍讲述了不少回汉各民族人民共同抗战的真实事例，这都给老舍以启发。广大人民的浴血奋战让老舍认识到“在抗战中，我不仅应当是个作者，也应当是个关心战争的国民，我是个国民，我就该尽力于抗敌，我不会放枪，好，让我用笔代枪吧！”［7］这样老舍由开始文艺是独立自由的观念，转向宣扬“文艺应该效劳于抗战”这一主题。老舍正是怀着这种文艺观和使命感，将目光转向通俗文艺和舞台艺术，因为这些艺术形式因其地方性和直观性，对于千万普通观众比小说更有感染力和宣传效果。像《国家至上》在重庆演过两次，著名回族演员石羽饰演拳师张子清，而张瑞芳演张孝英。此剧后来又在昆明、成都、大理、兰州、西安、桂林、香港，甚至于西康都上演过，洪深将该剧列为十部必读的抗战剧本之一。这部戏剧之所以广受欢迎，是因为全剧集中表现了抗战这一时代主题，符合人民的需要，也必然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肯定。
老舍抗战戏剧风格和演出方式也是充满人民性。老舍抗战戏剧不仅创作是与抗战时期各种团体、协会之间的互动形成的，就是戏剧语言、风格也充分考虑到群众的欣赏习惯和水平，以及军民演出的需要。老舍看到抗战极大地促进了戏剧文艺的发展，“戏剧的运动，在战前虽然时有所闻，可是除了在上海与其他极少数的大都会，并没有多少成绩可言”。［8］老舍说戏剧在战前差不多可以说是一坑死水，正是抗战宣传使得无论是乡村还是军队，大都市还是塞上，“到处都是剧团，演的也许是话剧，也许是二黄或秦腔，可都是为了抗战的宣传而表演”。［9］当时全国人民渴求戏剧，出现剧本荒。老舍认为缺的不是那些传统戏曲，以及大都市的那种话剧，缺乏的是适合群众演出，反映人民抗战精神的戏剧。老舍于 1938 年一年内就创作了《新刺虎》《忠烈图》《列妇殉国》《王家镇》等几部充满时代内容和精神的京剧。这些创作让老舍对传统京剧对白、唱词、舞台意识、舞台技巧有了深刻体会。这几部戏剧老舍都采取独幕剧，这种戏剧情节的设置和传统京剧的折子戏很类似，显然老舍出于考虑到众多传统观众欣赏习惯和抗战时的宣传效果。
文艺为谁服务这个问题不仅制约着作者的思想倾向，也影响到艺术追求和语言风格等诸多问题。老舍意识到解决剧本荒除了作家供应更多剧本外，还有两个困难：一是舞台设备简陋和缺乏；二是语言多用官话，与当地语言存在隔膜。老舍强调抗战戏剧写作时心里始终要考虑到这些困难，要记住演出是在前线军营而不是上海租界。语言则要多用土语，戏剧语言亲切远比清楚重要，要亲切就非用土语不可。“想要用土语，便能想到怎样了解民众生活，从而由民众生活中择取戏剧的材料”。［10］老舍大部分抗战戏剧多对话，而少大的场面，也基于他对抗战时期演出条件的考虑。比如《面子问题》这部戏剧较多对话而少动作，舞台场面也不大，“可是，各处都排演它，其原因或者在于人物少，服装道具简单，不费钱耳。在抗战中，人难财难，我以为戏剧应当写简单一点，以收广为扮演之效。若用人过多，费用太大，则一剧写成仅供三二大都市之用，剧本荒恐难解除矣”。［11］可见，老舍并不是一力卖弄艺术场面宏大，戏剧多么专业，而更多的是考虑到广大人民需要，创作出适合地方群众自己演出的作品，老舍抗战戏剧的创作和演出方式都是以人民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老舍抗战戏剧也努力尝试将西方艺术与中国传统进行融合，使之更符合广大群众的欣赏习惯。老舍戏剧创作时经常警告自己：笔落在纸上，而心想着舞台。抗战中老舍经常拜民间艺人为师，在武汉还与山药蛋等著名艺人进行合作，创作传统曲艺、大鼓、坠子等。老舍戏剧大量采用了传统艺术形式，并不断融合西方戏剧、歌剧等艺术形式。比如《大地龙蛇》这部戏剧包括四支短歌、两个大合唱、六种舞蹈，老舍将中国的舞龙与西方歌剧进行有效组织和编排，使之符合国人的欣赏习惯。老舍不断融合中西艺术，是为了寻找人民群众喜欢的形式宣传抗战，也是在进行戏剧大众化的实验。老舍的这些艺术实践显示了传统民族艺术的生命力，也逐渐形成了他人民性的戏剧美学特色。
三、高扬中国人民的文化精神
老舍抗战戏剧的人民性更在于强调民族的文化性。老舍致力于挖掘那些深深植根于底层人民群众中的优质文化基因，并使之发扬光大。老舍说过“抗战的目的，在保持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这样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人存而文化忘，必系奴隶”。［12］老舍的这一论断在我们今天看来仍具有警示意义。
老舍认为戏剧是文化的发言人，因此他用戏剧来弘扬和塑造民族精神文化。老舍抗战戏剧致力于对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的挖掘：高尚、自尊、坚韧、温柔敦厚而又威武不屈的精神。老舍抗战剧作塑造了几位传统儒者形象：《大地龙蛇》中的赵翔深幼读孔孟之书，壮存济世之志，宦游二十余年。他目睹日本人烧杀抢掠的暴行，不惜年高而投身抗敌沙场。《桃李春风》中的辛永年对弟弟仁厚，对侄女慈爱，他克勤克俭变卖家产艰难办学。抗战爆发后他受命于危难之际率众迁校，始终保持着民族气节和操守。老舍戏剧中还有一些“痴人”体现了中国人民善良和坚韧的精神品质。《归去来兮》中的吕千秋受日本侵略者的残害，仍坚守内心良知倾注满腔心血画来《正气歌》，他要“把抗战的精神和民族的正气”画出来。这些人物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温柔敦厚的品格，可一旦国家受到侵犯，则表现出“士可杀不可辱”、威武不屈的气节和精神，他们正是中国人民的代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老舍戏剧致力于提炼这些价值观，试图使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精神在抗战中浴火重生，重塑民族文化的辉煌。
抗战使老舍认识到广大人民群众才是中国文化发展的未来。老舍是现代文学史上非常关注民族文化的作家，因为他是从底层人民中走出来的，抗战则让老舍对人民群众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抗战戏剧中老舍注意挖掘传统文化沃土中的民族自信心，以及傲然不可犯的坚韧精神。老舍认为文化不是知识分子的专利，相反义烈之风在民间，在那些没受教育却有文化的人民大众的骨子里。老舍看到“以我们的不大识字的军民，敢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硬碰，而且是碰了四年有余，碰得暴敌手足无措———必定是有一种深厚的文化力量使之如此”。［13］老舍的抗战剧致力于描绘普通劳动人民身上的精神变化，他们性格中所蕴藏着的健康的文化因子如何经受战争考验后得以蓬勃发展，并形成中国新的文化精神。《国家至上》中回族拳师张老师从褊狭走向觉悟，《王老虎》中的王老虎从鲁莽走向成熟，《大地龙蛇》中的赵明德从一个守旧农民变身为抗日战士，《谁先到了重庆》中的吴凤鸣从一个普通市民成为以身殉国的烈士……从老舍的这些戏剧人物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部发生着深刻变动的中国文化史正在上演，而这部文化史的核心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厚土壤在于人民。
中国现当代文艺一直面临一个大的问题：文艺为谁服务，如何服务的问题。老舍的抗战戏剧可以说是较好地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书写人民的命运，以人民群众的需要为出发点进行创作，为人民大众服务。抗战中老舍自觉走在时代大潮之前，致力于表现广大人民的团结抗战以及浴火重生的中国文化精神。如果说郭沫若关于帝王将相的《屈原》等历史剧开启起了抗战话剧狂潮的大幕，那么老舍的《国家至上》等抗战话剧便开创了一种独具人民性的话剧风格，在同时代的田汉、宋之的、李健吾、夏衍、陈白尘等话剧家中独树一帜，为抗战话剧运动添上不可替代的一笔。老舍抗战戏剧的思想和实践不仅在抗战胜利 70 周年具有意义，也为当下文艺政策的制定以及作家如何创作出与时代、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作品提供了借鉴。
（本文系 2015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多维视野下老舍的抗战戏剧研究”［15BZW 15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 3 卷第 857 页，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
［2］老舍《大时代与写家》，《宇宙风》1937 年 12 月 1 日第 53期。
［3］老舍《﹤国家至上﹥说明之一》，重庆《扫荡报》﹙《国家至上》公演特辑﹚1940 年4 月5 日。
［4］老舍《我怎样写通俗文艺》，《老舍创作与生活自述》第 4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年版。
［5］老舍《抗战以来的中国文艺》，《文化动员》1939 年 2 月第1 卷3 期。
［6］老舍《归自西北》，重庆《大公报》1939 年12 月17 日。
［7］老舍《八方风雨》，《老舍全集》第 14 卷第 38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年版。
［8］［9］老舍《文艺成绩》，《新蜀报·蜀道》1940 年1 月4 日。
［10］老舍《抗战戏剧的发展与困难》，《扫荡报》﹙元旦增刊﹚1940 年1 月1 日。
［11］老舍《闲话我的七个话剧》，《抗战文艺》1942 年 11 月 15日第8 卷第1、2 期合刊号。
［12］［13］老舍《大地龙蛇·序》，《老舍全集》第 9 卷第 3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年版。
（作者单位：郑州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