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光潜《文艺心理学》面世之效应与背景再考察
苗 雨
较之 20 世纪前三十年的风起云涌，1928-1937年可谓北京(1)地缘文化史上相对宁静缓和的一个阶段，稳步发展的大学体制成了地缘文化的一个重要维度。30 年代“京派”的“学院风采”就在此基础上生长起来。直到抗战全面爆发，这段时间常常被视作现代文论的一个重要的“构型期”，“由转型的分化内合而引发的向着各个维度试验、拓展和深化”，“迅速地触碰或突破到了现代性文学的底线”。然而，这一时期与“京派”学人并存的，还有从革命文学到左翼文论话语的另一条主要线索，以及学院环境内部对纯文学及创作的固有拒斥。
对这十年间文艺理论形态的阐述可能出现截然不同的面貌，而交锋又往往体现在文学批评上。由此考察现代文论史，就浮现出几个饶有意味的问题：“京派”学人如何投身新文学场域发出声音？如果说其时文学批评在第一线规划着文坛的格局，那么文艺理论又在动力机制中扮演怎样的角色？较之文学批评与大众传媒等因素的紧密联系，理论的形态与学院体制这一维度的关系如何？还原“京派”文论现场的研究，即探讨以上问题的出发点。因此，本文聚焦于“京派”代表人物朱光潜先生，分析其《文艺心理学》从教材讲义到单行专著激起的
反响，呈现其介入北平文化环境的影响，以及折射的学制状况与文艺理论、文艺批评的关联。
一、出版之初：书评背后的交锋与伏笔
《文艺心理学》1936 年由开明书店出版，较之之前作为课程教材讲义的初稿，从内容到形制都有改动，但朱自清撰写于 1932 年的序言仍然被置于书前,多次再版都予以保留。这篇序言是推断《文艺心理学》出版前面貌的重要材料，而且可谓奠定了最初的评论基调：
美学大约还得算是年轻的学问，给一般读者说法的书几乎没有；这可窘住了中国翻译介绍的人。据我所知，我们现有的几部关于艺术或美学的书，大抵以日文书为底本；往往薄得可怜，用语行文又太将就原作，像是西洋人说中国话，总不能够让我们十二分听进去。再则这类书里，只有哲学的话头，很少心理的解释，不用说生理的。像“高头讲章”一般，美学差不多变成丑学了。奇怪的是“美育代宗教说”提倡在十来年前，到如今才有这部头头是道，醰醰有味的谈美的书。
这是一部介绍西洋近代美学的书。作者虽时下断语，大概是比较各家学说的同异短长，加以折衷或引申。他不想在这里建立自己的系统，只简截了当地分析重要的纲领，公公道道地指出一些比较平坦的大路。这正是眼前需要的基础工作。
他这书虽然并不忽略重要的哲人的学说，可是以“美感经验”开宗明义，逐步解释种种关联的心理的，以及相伴的生理的作用，自是科学的态度。在这个领域内介绍这个态度的，中国似乎还无先例。
全书文字像行云流水，自在极了。
朱自清对《文艺心理学》的肯定显然基于“美育”的立场。他认为“美学是‘美育’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或者说是拆穿‘美’的后台的”，《文艺心理学》的价值在于引导人“明白了欣赏和创造的过程可以得着更准确的力量，因为也明白了走向‘美’的分歧的路”。作者解说真善美并无隔阂的“艺术的态度便是‘美育’的目标所在”。1930 年代初，这种肯定蕴含着左、右两种文学力量之间的部分作家的共同主张，亦即“近代艺术反写实主义的立场”。其时新文学内部已经发生了重要的激荡，创造社放弃前期表现自我的浪漫主义主张，与文学研究会的写实主义合流，成为左翼文学的主导。而文学作为政治“留声机”、反映现实斗争的简单化、公式化缺点，必然引起部分知识阶层的怀疑。朱光潜的调和倾向即在于通过强调“距离说”，并申“直觉”与理性潜在作用，阐明艺术既独立不受现实政治干扰，又为一种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生服务。
而当时各种报刊迅速刊发的书评，态度则呈现出微妙的分裂。它们的口径与面貌乍看相当一致，基本上延续了朱自清对《文艺心理学》的推崇，大致包括：（1）基于心理学的科学化态度；（2）美育与人生艺术化的意义；（3）理论方法的系统、明晰；（4）本土的开创性意义；（5）流丽平易的语言风格。同时也从学理上对“文学与道德”“心理距离”等问题做了进一步介绍与分析。但是详察这些书评，仍存在几方面问题：
首先，在对《文艺心理学》现实意义的评价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其一认为其价值在于“向外转”，一方面是指导创作，如陈机峰所言，“中国现代缺乏伟大的作品”，“正如文艺理论的缺乏，也未尝不可算是颇重要的一个因素”，理论应当成为“创作的指针”；(5)而另一方面“教人如何生活艺术化”，将“奋斗的生活和艺术的生活”结合在一起。(6)其二则认为，《文艺心理学》体现了“近年来文艺活动上的一特征”：“向内转”。“文艺的创作不能尽满足一般人的欲望，又转而趋于文艺理论。在艺术的价值之外，甚至在艺术的价值之上，着重于思想的价值”。
前者的论调显然带有左翼思潮的色彩。陈机峰以一大段“理论是实践的指针”的唯物辩证法原理展开了论述，认为“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好几册世界名著”，托尔斯泰《艺术论》、卢纳卡尔斯基《艺术论》等，但缺乏本土化的专著。而另一段关于“生活艺术化”的叙述，甚至是夸张的“革命文学”式的“浪漫”。“在两军对垒的当儿，我们无妨转个念头于刹那间看看疆场四周，领略一下自然的美。甚至在和敌人肉搏把敌人打倒时，也大可欣赏那鲜血泉水一般地从敌人头上流出的‘壮观’。”
而后者则以“正当的研究之途径”，指出当时的文艺理论著作“四分之三是属于马克思主义一系的”，虽不乏重要作品，“然大抵陈陈相因，毫无精义”。而文艺上的思想运动，不应当仅仅“以热情为转移”，而正应该做这样“冷静的理智的研究”。《文艺心理学》的进一步工作，当是“设专章讨论文学批评上的重要问题”，“肯则科学的解释来讨论一个艺术作品的好坏和它所引起读者的反应等问题”。
1930 年代，苏俄的文艺理论与左翼文学思潮在青年学生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北伐结束后向校园回流的青年队伍，也为学生关注现实社会政治制造了土壤。1936 年，北大学生甚至指出“大部分课程背叛时代，阻止进化，使青年们与现代实际生活，正确理论，完全脱离”，要求学校增加社会科学方法论（即唯物辩证法）等科目。但是，北平去政治化后，国民政府压制学生运动，整顿学风。当时的大学对理论和政治的关系保持警惕，认为是“别有用意，而假借一种科学名义来欺人的”，而直接原因是“一般学者名流太懒惰太油滑太不负责”，青年的求知欲得不到满足，接受了不理智的片面宣传。
这种矛盾明显地投射在对《文艺心理学》的评论里，前者不乏以在“前重磅教材”中近乎牵强地寻找共鸣的意味，而后者亦并非对前者的简单拒斥。后者的批评声音主要来自其时《大公报·文艺副刊》组织的书评队伍(14)，“京派”学人正是其基础和重要动力。(15)通过推广评论，学院派试图提倡回归作品艺术思想价值，反对左翼把文学问题引向“观念”“实践”与现实斗争，将师生卷入社会政治纷争的趋向。一方面，学生希望将思潮引入学院，植入专业课程；另一方面，学院却试图向社会开放声音，以反拨思潮。由是双方各执一词，就《文艺心理学》做出了发挥。
此外，书评潮后还隐藏着进一步的问题。盛赞《文艺心理学》“自具一种‘美’”，“不是咬文嚼字或繁征博引的推理与考据”的朱自清，时任清华国文系系主任，主持开设了“中国新文学研究”“词选”“诗选”等面向文学生态与具体作品的课程，而自己授课却致力于“传统的概念的分析研究”，“一个字不放松，像汉学家考辨经史子书”，还走熟读吟咏的老路子，使学生觉得他“讲不出东西来”。学院中显然存在着比“一致对外”的态度更加复杂的矛盾。朱光潜与《文艺心理学》的地位，在此层面上更值得深究。此时书评中往往一笔带过的关于原书少许“硬伤”的问题(18)，在日后却发展为“滥用名词”等著名论争，这也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二、背景：大学课程设置与“京派”的“双重人格”
【获取全文】《文艺争鸣》2015/11·史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