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散文批评主体的回归
陈亚丽
内容提要：当代散文批评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其中最为明显的表征就是散文批评主体的回归。一方面散文批评的主体性由缺失到回归；另一方面散文批评个性凸显，以理论塑造批评家自身的个性和形象，已经成为散文批评领域的一道景观。此外，散文批评的研究视角呈辐射状，研究理论与研究方法均呈现多元态势，散文研究真正走上“批评”的正轨。
关键词：散文批评 主体意识 多元并存
一 主体意识的回归之路
当代散文研究在40年代到70年代数十年时间里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散文创作本身的衰落以及从事散文批评工作的人数之少之外，散文批评理论的匮乏也是重要因素。那个时代，散文批评基本是以社会学、政治学的理论为基础，散文创作自身的规律没能得以展现更不可能成为研究对象。当时的所谓散文批评，只是一些类似“散文创作经验谈”式的口号，比如60年代出现的“文学的轻骑队”（柯灵）、“形散神不散”（萧云儒）、“海阔天空论”（秦牧）、“营造诗的意境”（杨朔）等等，这些观点极具时代特征，明显存在片面性和局限性。值得一提的是“轻骑兵”说、“形散神不散”等，在60年代以至于80年代，都产生过一定的社会影响。“形散神不散”被写入过小学的语文课本。而这些散文观念的共性是显而易见的。第一，这些散文观念都是单维度思维和工具性的产物。“轻骑兵”说，仅将散文的功能，局限在类似排球比赛技术层面上的“短、平、快”，为鼓舞人、教育人，将散文降格为部队行军队列一旁文工团员即兴所唱的快板书。作为实用工具性的产物，以小盖大，终究因斗转星移而暴露出它的偏狭。当然这些散文理念，在特定历史时期是有过积极意义的，不应一笔抹杀。“形散神不散”其时其地起过一定的规范性作用。第二，这些散文理念都取法于中国古典文论和诗论，只是把古典文论原本丰富多面的涵义加以肢解和狭隘了，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衰变和退化。“轻骑兵”说源于孔老夫子的“兴、观、群、怨”，诸多功能是并列的，缺一不可，“轻骑兵”说仅强调其实用功能。“形散神不散”说，是对当时的散文大家，尤其是杨朔散文创作经验的总结，它源于古典文论中的“意，犹帅也”，只不过将它八股制艺化了。最重要的是这些散文观念，无论是用知识还是用诗意，或者是“自我替代”或者是“自我置换”，都隐匿了“个我”。实用工具论，完全无视艺术自身规律的存在，一切为政治服务的社会学思路，导致散文批评的主体丧失殆尽。散文批评主体的缺失，直到新时期伊始林非的《现代散文六十家札记》问世，才得到改观。此书揭开了散文批评主体回归的序幕。之后林非提出的“真情实感”论，使彼时散文理论匮乏的状态，暂时得到些许缓解。尽管“真情实感”论有它局限的一面，它混淆了职业伦理要求与审美规范之间的界限，混淆了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界限，这双重混淆导致它以职业伦理要求取消并完全取代了审美要求。即便如此，它依然是散文批评关注散文本体的开始，尤其是对“假大空”文风具有实质性的“反拨”作用。
90年代，楼肇明在《关于散文本体性的思考》一文中，从人类文化哲学及其跨文化的角度研究文学中的散文，站在中外散文史的交汇点上，透视散文：“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散文在所有文学门类中与文化贴得最紧。我们完全可以说，散文在文化中，文化积淀在散文中。散文的质的规定性源于历史对其文化功能的要求。”他还说：“散文属于文化，属于思想，从属于人的审美智慧。”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散文的文化本体性，散文作家文化人格的主体性，审美规范的先驱性”统称“散文三性”，取代了之前时过境迁的散文理念。“散文三性”的提出，是五四散文理论的回归，给当代散文理论以及散文批评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真正显示出研究者的主体性。由单向度思维到开放性思维、由“政治挂帅”的“工具性”特征到思、史、诗的整体把握，散文批评由批评主体的“缺失”到批评主体的“复位”，散文研究的方法、理论基础等等，逐步走上了正轨。
二 批评与批评家自身形象的建构
散文批评方始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涨期”是改革开放的80年代以后。由80年代的“真情实感”论到90年代初期的“大散文”概念及“文体净化”的主张，再到对“小女人散文”、“学者散文”的论争，散文研究的波澜，此消彼长。这些散文批评，涉及文体论、范畴论、类型论，是从多种视角对散文的表层现象进行的观察与思考。90年代一批中年学者是老生代散文家的学生，可以说他们在散文学术领域承担着与老生代散文家在散文创作领域中相对应的作用。楼肇明率先提出的“散文三性”，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整体性思维的产物，实行的是对人类迄今为止的散文史的全覆盖。他说，“一部散文史是民族文化性格的结晶史，民族审美品格的结晶史” 1。从功能上讲，他将散文厘定为：“点化生命，润泽灵魂”；从创作主体上讲，散文是作家文化人格主体的艺术体现。这个论说是自足和自洽的。散文三性：文化本体性，作家文化人格的主体性，审美规范的先驱性和恒定性的统一，与散文本是思、史、诗的三维一体，和作品中表现出的作家心理结构是思想者、学者、诗人的三个维度的统一，是集三者于一身。这是一个折叠式的散文理论构想。在这里需特别指出的是“散文三性”说，也并非与中国古代文论毫无关系，“思、史、诗三维一体”与《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姚鼐的“义理、辞章、考据”等存在着承袭关系，只不过是创造性转化罢了。思，当然不是指孔孟之道，而是现代思想；史，大于考据；诗，大于词章，但三者是对应的。换句话说，所谓“散文三性”，应该是从桐城派那里“化”过来的。楼肇明曾经多次重申这个理论构想，他说，散文从来不曾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他的散文三性说，也只是一张散文理论殿堂的蓝图，他充其量只不过是一名架子工，搭了一座未来建筑的脚手架而已。虽然作者谦虚，但是众所周知，散文三性，这一纵观全局对世界散文的整体关照，无疑显示出当代散文研究的深度，成为当代散文研究领域的一个亮点。林贤治提出“散文是人类精神生命中的最直接的语言文字形式”，“散文的内涵源于个体精神的丰富性” 2，强调了散文与人类自由精神的密切关系。既是对“散文三性”的重要补充，同时也是对五四时期散文文体特性的呼应。
散文是文化的载体，散文创作的文化本体性回归，散文批评和散文理论的文化回归，我们还可以从发生在散文文坛上或正或反的喧嚣和骚动中，见出一些端倪。所谓“学者散文”的提出，“大散文”、“文化散文”等一时为几家散文刊物张帜，这颇有点同义反复、循环论证、原地踏步的味道。因为散文从来就是文化的载体，散文不可能不在文化中；散文原本以小见大，外小内大，小中见大。按照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的说法，一条大河主干道的水流，和水面上的泡沫都是河流的本质。据此，内和外，大和小，都是文化，都是散文的本质。从楼肇明的“散文三性”说，到几家散文刊物的散文理论探讨，从中以一个侧面折射出散文批评理论的探索，是在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前进的。由对散文批评本身的关注到对散文批评主体的关注，这是散文批评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借用秦兆基的话来说，楼肇明是当代散文创作和散文批评左右开弓、双管论当代散文批 评主体的回归齐下的学者。他的《星约·情冢·诗课——张晓风散文论》 3，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从荣格的人格心理学到巴赫的“狂欢”、“复调”的娴熟的理论修养。《在生存时间的堤岸上》 4一文，是对王鼎钧的散文进行的理性分析，从中可以领略到从本雅明的历史哲学到海登怀特的后结构主义历史叙事学的深刻印痕。也许由于他过于钟情和珍惜自己的史实框架和理论建构，仅仅将评品对象视为自己理论架构中的一个个案，对于那些“型号”较轻的作家作品来说尤其难免时有拔高之嫌疑，但这与自我营销者是决计不同的。旁征博引，“广开借贷”之路，以中外古今史学和美学遗产珍品为参照，对批评对象进行粉碎性的解构以后加以重组，是楼肇明散文批评文字的一个较为醒目的书写特征。他在散文批评领域显示出比其他同行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和文化视野。
【获取全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