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代上海文化场域与自由主义文学思潮
蒋 进 国
摘 要：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滥觞于晚清，却最终成型于三十年代的上海。自由主义文学与上海的风云际会并非偶然，其背后有着深层的“场域”构型：经济上，上海的现代工业基础和自由贸易活动以及中外移民混杂格局促进了自由主义思想的传播；政治上，治外法权的“飞地”地缘政治格局成为异质思潮的保护伞，也为自由主义文化思潮的发展提供了政治大舞台；文化上，现代出版业和相对自由的言论平台，为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提供了较为成熟的生存基础和文化空间。以上三维构型，建构了三十年代上海文化场域中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客观关系”。
关键词：三十年代；上海文化场域；自由主义文学思潮
作为文化生产场域之一，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是一个系统，此系统除了包含核心要素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还包括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要素。晚清之际，近现代知识分子负笈欧美之后，自由主义思潮也随之进入中国，但是自由主义文学一直未能发展为独立样态。直到三十年代上海爆发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核心的“人权论战”，并涌现大批自由主义文学作品，自由主义文学才第一次真正成为现代文学史的独立思潮。考察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的内在生态，仅梳理自由主义作家群体的聚散过程是不够的，作家主体的构成要素是与社会各种要素相辅相成的。鉴于此，本文试图求证三十年代上海文化场域的社会构型与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之间的逻辑关系。
一、经济平台和市民基础
自由经济是自由主义的重要范畴。上海与自由主义文学思潮在三十年代的相遇，建立在现代工商业、贸易和金融体系奠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上海之所以在三十年代前后发展为中国乃至远东地区最大的经济中心，得益于扼两江、面黄海、背靠长三角的区位优势。在江南吴越文化的浸润下，上海人养成了趋时鹜新、温婉精细、重商尚利的现代都市文化传统。上海１８４３年开埠后逐渐成为中外贸易中心，近代以来的工业化雏形逐渐形成。胡适１９２９年９月在给周作人的信中论及不愿返京的原因时说：“二年以来住惯了物质设备较高的上海，回看北京的尘土有点畏惧。”［１］（Ｐ２０－２１）在国内外贸易及资本运作中，上海积累了相对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西方现代自由贸易、公平竞争、注重契约等自由主义经济原则也得以尊奉，自由主义思潮随之获得了生长契机。
除了现代工业和自由贸易的经济基础，与同时期的中国其他城市相比，具有市民精神的上海中外移民也为自由主义文化准备了受众平台。随着西方思潮的大量涌入，上海形成了包容性文化品格和开放性的都市个性。三十年代的上海，外国人和外地人占据绝大多数，外来人口占上海居民的四分之三，迁入上海的外国移民有英、美、法、日等２０多个国家的人，大量的人口迁移构成了一种文化迁移运动，为上海植入了外来文化。对那些在故乡不如意而又心存梦想的国内外移民来说，到上海去既是一种逃避良策，又是一种追求新生活的冒险。最大限度地谋求个人幸福，是自由主义的第一要义，迁徙上海的国内外居民，无一不怀揣这种最基本诉求，即便他们不会在言行中秉承自由主义的方式，至少潜在地认可和接受自由主义的核心要义。
此外，各种文化杂糅在一起，彼此并行不悖，造就了平等、自由、包容的文化意识。徐志摩在１９２８年所作的《新月的态度》一文中说：“如同在别的市场上，这思想的市场上也是摆满了摊子，开满了店铺，挂满了招牌，扯满了旗号，贴满了广告，这一眼看去辨认得清的至少有十来种行业，各有各的引诱”［２］（Ｐ１９４－１９５）。三十年代的上海成为思想的贩卖市场，各种思潮在这里汇聚：“上海人的‘柔弱’个性显然在这个城市的崛起中起了重要作用。从更大或者说从哲学的观点来分析，这种柔弱所表现的是一种自由主义价值观”［３］（Ｐ３０）。上海人的个性，与其说温婉，不如说包容；与其说柔弱，不如说容忍。拥有繁荣的经济和卓越的思想文化的城市，孕育了一种新的市民生活，形成了一种通过人际间的联合体来控制自身生存条件的市民观念。市民社会是产生民主、平等、个人主义等自由主义核心要素的先决条件。同时，市民社会也是渴望变革的社会，但市民社会很少选择激进和暴力的革命方式，而是更趋向于渐进变革，主张包容和多元。因此，市民社会对激进的变革起到了缓冲作用，这种局面在近现代以来的上海尤为突出。可以发现，虽然上海参与孕育了近代以来的历次社会变革，但是极少承担类似广州、武汉等革命“火药桶”的角色。除了上海，在近代中国的版图上很难找到一座城市能够具备如此稳定的市民社会形态。求新求变又稳健安定，思潮翻涌又包容多元，上海这座城市的现代品格，以及市民基于个体自由的文化多元主义和宽容姿态，与自由主义的宽容、容忍和反对激进暴力的特质相吻合。
二、“飞地”体制与地缘政治
【获取全文】《齐 鲁 学 刊》２０１５年第５期：145-1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