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治疗的跨文化“译介”作用
章米力
摘要:自从文学治疗作为一个专门课题被学界提出以来，它的研究重心集中于文学的心理学功能，以及从治疗角度来解读文学文本。本研究认为，文学治疗在跨文化医学的交流中可以并且应当起到重要的译介作用;本文分析了跨文化医学交流的实际需求，通过译介学理论来论述文学治疗在医学实践中作为译介者的功能。
关键词:文学治疗;译介;多元系统论;解释模型;文学与医学
分娩是不是疾病?癫痈是不是疾病?世界卫生组织(WHO)编制的《国际疾病分类》(ICD)和少数族裔部落居民会给出截然不同的答案。现代西方医学把疾病分类学的奠基人确立为18世纪意大利病理学家莫尔迎尼，当时按器官病理解剖定位原则划分。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细菌学的成就，疾病开始按病因学原则分类。即使在医学领域中，疾病分类也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我国传统医学的分类观在《内经》中己明确体现出来，至明代张介宾撰写的《类经》则更为细分。世界各地的民族医学同样有足够的证据证明疾病分类学的古老。当前医务人员严格遵循的WHO分类标准，是由医疗的国际化标准所决定的，这是在西方临床医学所主导的医学文化中的通行证。这个标准在实际医疗实践中被严格遵循，但在文学治疗的研究过程中，却往往成为一剂迷幻剂。这剂迷幻剂恰恰成为文学治疗被重新认识的机会，当文化成为疾病语言和理解沟通的壁垒时，能够打破这个壁垒的，就是文学治疗;能够担当译介媒体的，就是文学治疗的方法。
一、止步于心理学作用的文学治疗
虽然文学与疾病的关系早己被重视，文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者都在著作中对此加以提及，但直到1998年叶舒宪明确提出“文学治疗”这个专有名词之后，才出现了专门的学术论文对此主题详加论述。在论文《文学与治疗—关于文学功能的人类学研究》中，叶舒宪围绕“文学幻想的治疗原理”，认为语言虚拟的文本对人类精神生存的生态功用在过去的文学史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借助于人体象征性动作的仪式行为发生在先，借助于语言符号的文学发生在后。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最初旨在解决危机，与仪式表演密不可分。巫医同源、巫医不分的远古事实亦是明证。
搜索围绕文学与医学的数百篇论文，主题基本上可以归为五类:
1.文学的心理学功能，包括精神分析;
2.从治疗的角度来解读文学文本;
3.由文本来分析创作者的精神与心理状态;
4.民族志与田野考察;
5.医学实践和临床实验的统计与结论。
在以上主题中，第一类和第二类占有绝对比重，第五类最少，反映出目前关注文学治疗的研究者仍然集中在文学专业，医学界的研究者身份局限于精神科医生、心理医生和心理咨询师，以及传统医学中的医生(中医和少数民族医学研究者)。
论文的主题分布折射出的另一重危机，是文学对治疗的效用尚未被医学实践者普遍认可，即便作为补充疗法开展，也被界定在仅对心理意识起作用。心身医学的整体观是传统医学的指导思想，近年来也逐渐受到重视，但即便如心理学，也仍然是处在现代医学边缘的调剂品。相反，基于严格实验室数据基础上的认知神经科学，正获得越来越多的研究力量的投入。在科学方法论的统治时代，文学治疗恰如无需被论证的宗教般的存在，但在目前情况下，满足于这样的存在，便无法发挥出服务社会的实用功能，这是笔者写这篇论文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现代医学的视野里，心灵创伤本身不是病，而由心理问题引发的一系列生理不适才是疾病，文学治疗被认为对应心灵，不对应生理。之所以落入这样的困境，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研究客体被现代医学的“词与物”系统牵着鼻子走;第二，研究者本身对疾病界定的认知含混不清。在以儒学传统为主流的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学与医学的关系可从范仲淹“不为良相，宁为良医”的评价中得以一窥，文学对治疗的作用被放置在个人层面及群体层面得到双重解读，疾病延续着原始社会发展而来的道德审判象征，于是，当文人指摘并试图纠正政治上的病态时，也自发地参与到了个体的疾病治疗事项中。文学的美学、心理学影响在一代代文人的实践过程中继承下来。与此同时，引起医学史家们注意的，是文人的医疗实践活动。宋代，文人医家越来越多地提倡文本、诊脉、处方才是正确方法，把其他用手的技术丢给“俗医”，从而和目不识丁的从医者拉开了距离。儒医所获得的信任和尊重是一般民间草药医所不能企及的，至明代这种价值取向达到了顶峰。梁其姿认为这种儒医传统的确立，是在排除古代医学的某些方式上完成的。手艺性质的技术，包括自古传承的针灸、眼科等外科技艺，以及巫术疗法被边缘化，在宗教人士和社会精英眼里，这些手艺类似于迷信[[3:1530]。文人医家典型的代表之一是宋代大学士苏轼，在佛道医学思想的影响下，苏轼等对医疗的直接介入既有作为惠民措施推广的积极一面，也避免不了政治家从医的负面效果。苏轼的“圣散子方”成为宋代医学影响巨大的失败医案，费振钟认为这类失败的文人医疗暴露了文本知识维度下医学面临的自我否定和破坏，但“这个时期的医学己不可避免地走向知识分析，走向‘思辨理论’，走向‘形而上学’，走向哲学‘乌托邦’。当临床医学越来越走向边缘，愈来愈显萧条冷落之时，‘文字医学’则带着儒学的思想光环大显其道。”[4 :157]
19世纪中叶以后的细菌学发展，终于把文学治疗赶回情志论领地。中医的情志论与西医的身心医学是同一事物的两种说法，在疾病和治疗的世界里，文学的作用日趋抽象，它作为文化现象大有可探究的地方，作为医学实践工具却少人敢触及。
综上所述，文学治疗的发扬与没落都与大传统的继承与断裂、人类社会认识论的发展，以及社会政治气候的变化息息相关。在中国社会，它表现为从巫术技艺，到道德审判，再到心理治疗的发展路径，而今，它的定位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大的尴尬。它亚需以更有力的身份登上新的历史舞台。
二、现代医学的文化壁垒
【获取全文】《中国比较文学》2015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