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概览
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概览【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7:158-159】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2015 年第1 期 钱志熙:《诗学纂论三题》 指出当下的诗词创作，应以传统诗学( 包括词学等) 理论为之借镜，同时以此激活传统诗学的实践功能。中国诗学寄之于实践与理论两端，提挈其间者，实为范畴。今日诗学之衰落，原因之一即在于传统诗学范畴之失落。故欲提高当今诗词创作水准，仍须借助传统诗学各重要范畴，重新体认其意义，以为今日诗词创作之药石。可以从情性、炼句和章法三个范畴来考量。概而论之，情性是古代诗人最重要的实践原则，今人仍当遵循; 炼句之要，不单是一般意思上的修改，而在于“烹练”，重在“得句”，伫兴而作，似有神助; 章法之要，在于由循法而至于无法，由中规中矩的成熟境地到变化莫测的能事之极。
苏州大学学报 2015 年第3 期 柴荣、林群丰:《论古罗马与中国汉朝土地制度变迁的共性: 以土地私有权的兴起为中心》 指出古罗马与中国汉朝早期都存在大量公有土地，公有土地份额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然而，两国随后都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土地私有化现象，大量公有土地转为私人所有。比较研究发现，古罗马与中国汉朝的地权转型之间存在两大共性。其一是转型过程基本相似，从地权制度变迁的表现形态来看，两国都经历了“公有—私人侵占或国家划拨—事实占有—占有的法律确认”这一运动过程。其二是转型的根本原因一致，两国土地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基本相同，都可归因于提升社会生产力的理性选择。土地私有权起源的社会理论的进一步推演表明，土地私有权广泛出现的根本原因是为了提高社会生产力; 考察古罗马与中国汉朝的土地制度转型时期的经济社会状况，发现这一推论正好可以解释两国土地制度的转型，即，两国的土地私有权广泛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提升社会生产力。
上海大学学报 2015 年第1 期 张剑:《情境诗学:理解近世诗歌的另一种路径》 指出宋代以降的近世诗歌，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日常化、地域化及私人化倾向。清代的竹枝词、怀人诗及《感旧集》之类诗集的编纂、对昔日行迹图的题咏等，使这种倾向更加明显。其中伴生的巨量的非经典诗歌，有着经典诗学无法有效解释的价值。而从宋代以降诗歌发生、发展实际中提炼出的"情境诗学"，强调心灵史和生活史的层面，使近世诗歌的日常化、地域化和私人化在具体的人生情境之中被重新赋予了意义。"情境诗学"不仅可以指向近世诗歌，也可以成为理解历代非经典诗歌的有效路径。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2015 年第1 期 傅绍良:《论杜甫和白居易谏诤心态差异的文化模型》 指出唐代设置了从八品至三品的谏官体系，谏官的制度化，一方面满足了文人谏政的政治愿望; 另一方面又使得谏诤权力固化，削弱了文人谏政的政治使命感。这种现象在白居易的任职经历中表现得最为集中。与杜甫相比，杜甫虽然最高官职仅是八品拾遗，但却终身未忘谏诤本色。而白居易任拾遗只是其政治生涯中的短暂时光，谏职期间，敢杀身进谏。而不任谏职之后，则再无谏臣风采。杜甫和白居易代表了唐代谏臣的两大类型。杜甫是使命性谏官，而白居易则是职务性谏官。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2015 年第2 期 周庆智:《基层治理创新模式的质疑与辨析———基于东西部基层治理实践的比较分析》 指出基层治理创新最重要的是实践，而不是不断推出来的所谓模式。许许多多的模式，只是现行制度的实践，而不能成为推动现行制度有所创新的能够制度化、可以被模仿、并被认可的模式。因此，与其不断推出经不起检验的所谓模式，不如关注基层丰富多样的实践特点。它的意义在于，从经验积累当中找到可以不断改进治理的措施和方向，而且，只有从经验事实中，才能进行创造性的探索和富有成果的制度变革，才能把那些证明具有稳定性、有效性的成功实践经验固定化，并促其进入正式政策和法律体系当中。不然，不是从长期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而是在政治权衡或政绩竞赛以及这术功利化设计出来的所谓“模式”，就不能有多大制度变革意义上的促得和示范作用。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 2015 年第3 期 范立舟:《忠义之气:张齐贤对宋初儒学政治文化的构建及其政治实践》 宋初倡导“名节”的思想在张齐贤那里得到了明确的贯彻。他宣讲的“忠义”观念成为宋代政治文化的核心规范意识。“忠义”作为一种思想规范对相当广泛的社会层面产生着约束力，成为传统社会士大夫阶层共同的心理定式，使之由过去对功名的孜孜追求，转向道德精神的弘扬。北宋立国之后，“忠义”作为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和政治道德的主体形态，在新的时代情境中得到了特别的强调。张齐贤的政治治理思想，体现在地方治理和对外谋略两个方面，而在此两个方面他都践履了自己所倡行的“忠义”理念。
赣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5 年第1 期 曾晓林、聂文婷:《历史人物传说中的民众文化心理特征与效用》 指出历史人物传说是民众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长期活跃在民众的生活中。民众在对传统文化认知的基础上，在现实生活中通过一定的形体形成文化认同，包括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审美趣味、风俗习惯等的价值取向，从而形成较为稳定的民众文化心理。民众在创作历史人物传说的同时也创造了人类的文化历史，因此历史人物传说蕴涵着民众的文化心理，代表着民众的文化心理倾向。历史人物传说在创作和传播过程中，必然渗透着民众的喜怒哀乐与价值判断，体现着民众的认知意愿。民众口头中的历史人物传说中，利用英雄人物、道德观念、宗教意识等来弘扬正义、惩恶扬善、促进社会和谐，这对于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徐州工程学院学报 2015 年第4 期 李逸津:《阿列克谢耶夫俄译〈聊斋志异〉对中国古代服饰的阐释》 指出俄译《聊斋志异》是俄罗斯现代新汉学奠基人 B·M·阿列克谢耶夫院士( 1881—1951) 近半个世纪学术生涯中的一个亮点。他将中国民间版画与《聊斋志异》作为互相印证的民俗学材料，加之他 1907 年在中国各地的实际游历和考察，使他不仅对《聊斋》文本作出了精湛的俄文翻译，还对其中涉及的民间信仰崇拜、交际礼仪、衣食住行等各方面民俗实况，作了细致的注释和解说。这就使得他的《聊斋》译本不只是文学作品的翻译，同时还具有民俗学、文化学研究的性质。阿列克谢耶夫俄译《聊斋》注释兼顾了知识性和趣味性的统一，不仅有助于中国服饰文化在域外的传播，对中国本国的民俗学研究者和一般读者，也具有重要的史料和参考价值。
澳门理工学报 2015 年第1 期 蔡赤萌:《澳门经济增长方式:从超常增长走向新常态》 指出回归以来，澳门经济的超高速增长是由博彩业快速扩张所带动。2014 年，在内外环境因素制约下，博彩业的急速调整印发澳门整体经济增长趋势的改变，出现了一些新的常态特征。为此，需要认真思考澳门发展中所面对的若干方向性问题: 增长动力上，如何培育和夯实澳门经济增长的动力基础; 增长方式上，如何达致适合澳门宜居宜业目标的优质增长与和谐增长; 增长路径上，如何协调好本土发展与区域合作双腿走路的互动效果; 增长推动上，如何有效地将市场主导与政府适度有为相结合; 增长后劲上，如何保持好重点领域的有效增长及可持续发展。
湖南文理学院《武陵学刊》 2015 年第3 期 卞鲁晓:《〈列子〉音乐创作审美发现》 指出《列子》以文学形式表达了对音乐创作的看法，以为音乐是源自于内在审美情感与外在物化形态的结合，音乐意象是音乐创作中具体个性的情感体验具象化的过程。《列子》描绘了与悲美审美心理相对应的高亢激昂、慷慨悲凉的曲风，充分展示了衰乱之世人们对现实生存的强烈不满，其音乐美学不拘泥于儒道关于音乐与政教的各自所持，从音乐自身内部出发，就音乐的创作进行了规律总结，对于现代音乐创作理论而言，具有可供参考的价值。
泉州师范学院学报 2015 年第1 期 苏黎明、林华东:《金门与闽南家族文化外播》 指出家族文化是闽南传统文化很有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金门作为闽南传统文化圈的组成部分，极为兴盛的家族文化，甚为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环境，历史上尤其是明清时期各个家族大量族人为谋生图存相继外迁，使它成为闽南家族文化向外传播的重要站点。金门宗亲所带去的多彩多姿的闽南家族文化，在台湾和东南亚等新居地广泛传播，相当程度上保留了其外观形态和内在逻辑，成为移民社会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成为移民社会生活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诸如血缘性的群体性质，地缘性的族居方式，血缘辈分等级制度，族谱抄录与编修，建造祠堂与祭祖，等等。这既促进了闽南文化的向外传播，增添了新居地的文化色彩，增强了外迁宗亲群体的凝聚力，亦成为外迁宗亲与金门祖地长期保持亲密关系的重要精神纽带。
衡水学院学报 2014 年第6 期 李祥俊:《秦汉时期的家庭伦理与社会生活》 指出秦汉时期，三代以内的小家庭取代传统的宗法制成为社会政治的基础，非家庭本位的官僚系统成为社会政治的治理主体，这对家庭伦理以至社会生活产生了根本性影响。秦汉时期以三纲为代表的儒家家庭伦理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皇权的获得、传承都依据家庭伦理; 作为政治治理主体的官僚阶层虽然是非家庭本位的，但在治理的目的和治理的方式上都要依据家庭伦理; 一般民众在家庭内外的生活中都是依据家庭伦理做人做事，把家庭伦理置于治道以至皇权之上。秦汉时期奠定了其后中国传统社会家庭伦理的基础，在今天的社会大转型中，作为中国传统家庭伦理和社会政治指导思想的儒家学说须有一个脱胎换骨的转换。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 2015 年第2 期 大卫·潘、陈定家:《哈曼“美学”与“语言学”中的语言及哲学问题( 上) 》 哈曼是第一个对启蒙运动提出系统批判和深刻质疑的思想家，享有"德国文学全盛时期开山之父"的美誉。随着康德在德国哲学界的影响日益深远，人们对他批评康德的那些深刻理论日渐遗忘。但哈曼那些基于语言、经验和传统文化的批评，尤其是对康德理性概念的批评，迄今为止，仍当在最精辟的批评理论之列。尽管哈曼早期接受的是启蒙主义教育，但自其皈依基督教之后，便成为抨击启蒙理性的重量级批评家。他以启蒙运动的哲学工具来坚守看似非理性主义的宗教立场，在这一点上，哈曼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在哈曼的“美学”和“语言学”著作中，有关语言、图像与服饰、抽象与具名、词语与传统、启示与美学、言说与翻译等问题的论述，是他那个时代对语言和美学最深刻的思考之一。尤其是他所创立的以启蒙话语和启蒙思维作为批判工具的主导模式，当在德国哲学最迷人的华彩篇章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