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斋读书志》与文学批评

吴承学 黄 静

( 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摘 要】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提要内容的私人藏书家编撰之藏书目录，在中国目录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与重要的意义。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学术史的角度看，《郡斋读书志》目录体例的创制、图书类目的设置以及序与提要的撰写都反映出作者的文学批评观念。它不仅是一部目录学巨著，也是一部带有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性质的札记，是了解宋代文学与政治文化的独特文献。赵希弁《读书附志》在文学批评上对《郡斋读书志》也有重要的补充作用。

【关键词】《郡斋读书志》; 《读书附志》; 目录学; 诗文评

一 作为目录学的文学批评

古典目录学不仅是学人读书治学之门径，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的重要材料来源。“目录之学，实兼学术之史”①，“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②。从西汉刘向父子之专书，到后晋刘昫《旧志》“目录类”之确立，中国古典目录学俨然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同时又与其它学科发生关联，相互渗透。目录学与文学批评之间也是如此: 一方面，目录著作对文学批评典籍进行著录，并设立相应部类以反映对文学批评发展之认识; 另一方面，目录著作在各部类的序及提要中对著录对象进行记录与品评，具有一定的文学批评功能。也正基于此，古典目录学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形式之一。

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 以下简称《读书志》) 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提要内容的私藏书目，对于后世目录学影响很大。《读书志》收录图书达1472 部，宋代以前的重要典籍多有载录，而唐代和北宋时期的典籍载录比较完备，这些典籍不少后来已亡佚或者残缺，故可据《读书志》的提要窥其大略③。

晁氏以诗文名世，多有藏书，然“自中原无事时，已有火厄”，再加上靖康南渡战火之灾，所剩无几。晁公武藏书，主要来源于南阳井度之赠，公武以之并其家藏，剔除重复，“日夕躬以朱黄，雠校舛误”，著成《读书志》。4 卷本最早由晁公武门人杜鹏举于蜀地刊刻。刊行之后，公武又作了大量的增补修订，终成20 卷本《读书志》。《读书志》有袁、衢两个版本系统。南宋理宗淳祐九年( 1249 年) ，南充游钧守

衢州，“取公武门人姚应绩所编蜀本刊传”，即是后世20 卷“衢本”。同年，“鄱阳黎安朝守袁州，因令希弁即其家所藏书目参校。删其重复，摭所未有，益为《附志》一卷，而重刻之”④为5 卷，其后赵希弁又从“衢本”中摘出公武晚年所增书435 部，别而为《后志》2 卷，此即后之“袁本”。袁、衢二本《读书志》，南宋时已并行。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8 中著录的是20 卷本《读书志》，王应麟《玉海》卷 52 载的是4 卷本《读书志》。而《宋史·艺文志》( 以下简称《宋志》) 则分别在卷2、卷3 著录了《读书志》4 卷与20 卷两个版本。宋明之时，《读书志》未有“袁本”、“衢本”之称，各书目均以著录具体卷数予以区别。

自清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四库馆臣在《读书志》提要中考证其版本源流时称赵希弁重刻本为“袁本”、游钧刻本为“衢本”，《读书志》遂有袁、衢二本之专称。两本并行，而袁本流传更广，衢本难寻。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14 载: “今世通行本皆依袁本翻刻。予婿瞿生中溶购得抄白衢本，惜无好事者刊行之。”①记载了当时衢本《读书志》不易获得的情况。顾千里《思适斋集》卷 15《〈衢本郡斋读书志〉考辨跋》与钱泰吉《曝书杂记》卷下也认为“世所通行谓袁州本也”②，而衢本 20 卷则为“世所罕见”③者。《四库全书》虽详叙了袁、衢二本之源流，却只收录袁本。因衢本得之不易，且为公武晚年在4 卷本基础上增益而成，故于考证辨伪、遣词造句上较之前者更为精详，自然受到了注重实学、精于考辩的清人之赞赏。清代学者在整理藏书、著录书目与撰写提要时，衢本《读书志》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故一度销匿的衢本在清代得到了广泛认可与高度重视。不过民国年间，随着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南宋淳祐间所刻袁州本《读书志》的发现，新一轮《读书志》版本优劣论拉开了帷幕。张元济将新发现的袁本《读书志》收入《四部丛刊》三编并为之作《跋》，详尽叙述了《读书志》版本流传，末尾更直接做出“( 袁本) 撰录传刻，源流井井，非衢本所及。私窃以为袁本出而衢本可废”④的结论。其实，《读书志》袁、衢二本各有特点，可互相补充，不可偏废。光绪年间，王先谦就已开始用袁本校衢本。今人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亦

鉴王氏之法，以清人汪士钟所刻衢本为底本参校袁本，并对书中相关内容进行考订与疏证。校证本《读书志》为目前最为完整的点校本。

《读书志》因著录详实、考订精审，且与官修、史志目录视角不同、风格迥异而深受后世学者推崇。清人钱泰吉在《曝书杂记》卷下便称: “晁子止《郡斋读书志》，为宋以来著录家之首”⑤王先谦《〈郡斋读书志〉叙》亦言，“自宋晁子止创为此学，陈氏振孙继之，并为后儒宗仰，而晁氏尤冠绝”，且具有“通贯宏远，不名一家”⑥之气象。阮元谓其“次序有法，足为考核之资”⑦。

《读书志》书前有晁公武自序，四部之前有总序，四部之下各有部序冠其首，45 类中有 25 类首书提要之下系以类序，与《汉志》、《隋志》置于类末不同。部序、类序或述其分类编次之依据，或叙其体例沿革之特点，或表达晁氏个人见解，或回顾、总结学术发展。除部序与类序外，每书之提要亦弥足珍贵。晁公武自谓: “日夕躬以朱黄，雠校舛误。终篇，辄撮其大指论之。”⑧《读书志》中的提要，除对作者生平、创作背景、成书过程、内容梗概，以及相关故实等进行介绍外，还就一书之流传、编撰体例、版本、真

伪等进行考证，并于其间插入品评之语，皆为有得之言。《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谓《读书志》“以经、史、子、集分部，各有解题，为藏书家所依据”⑨。目录学之有提要，始于汉代。《隋志》说: “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自是以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瑏瑠《四库全书总目》“目录类”序谓目录著作之有提要，始于刘向、刘歆，而“今所传者，以《崇文总目》为古，晁公武、赵希弁、陈振孙并准为撰述之式”。瑏瑡 指出《读书志》采用提要方式主要是受到宋代官修《崇文总目》的影响。不过，《读书志》的提要有后出转精之妙，晚清郭嵩焘在《王氏校定衢本〈郡斋读书志〉序》中言及前代书目之叙录时，便曾以“至宋而传者寖繁，尤以晁氏《郡斋读书志》最先，叙释亦最精”①之语，高度赞扬《读书志》之“叙释”。《读书志》中提要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如清人张宗泰《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所言: “所附遗闻佚事，尤足为辨章旧闻之资。”②从传统目录学的发展历程上看，晁氏《读书志》无论是在影响后世私人藏书家编目风气上，还是在开创著录体例等诸方面上，都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若从文学学术的角度解读《读书志》，它就不仅是一部目录学巨著，其分类与提要也是一部带有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性质的札记。

本文研究《读书志》之文学批评，主要从两大方面即书目部类设置、部类序目及提要研究其著录所体现出的文学批评观念及其意义。

二 “文说”与“诗话”的诗文评学术史意义

【获取全文】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年第1 期，第1-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