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力量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实践”会议综述
《文学评论》2015（5）
2015年7月10日至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论坛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威海召开。此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与理论研究工程领导小组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联合承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出席论坛并致辞，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江作“西方文论的有效性问题讨论”主题演讲。山东大学党委副书记全兴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分别致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四川大学、西南大学、上海大学等全国各地高校及科研院所的50余位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会议的目的在于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与文艺批评实践，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对我国文艺工作的影响与指导。在学习习近平主席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基础上，会议强调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必须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为时代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智力保障。会议设四个议题: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方法与实践、我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与研究现状，以及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其他问题。围绕这些议题，与会专家学者进行了主题发言，并分三组展开讨论，气氛热烈、发言踊跃。
第一小组集中讨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整体性问题，并以“回到马克思、回到当下”，弘扬马克思“人学”思想为议题展开研讨。丁国旗(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与实践的考察，阐释了“文学批评的三性”，即客观性、倾向性和多维性。谭好哲(山东大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建构与剖析文艺与历史生活之间的深层关联，强调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需要向“历史观点”回归。张红军(山东大学)在审视近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论及其实践的基础上，呼吁文艺工作者塑就理论自信，努力促发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领导权的重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的产物，它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经验的有机部分。不过，傅其林(四川大学)指出它尚缺少一个符号学维度，因此，为提升马克思主义文论的阐释力，我们亟需构建具有当代合法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段吉方(华南师范大学)论证了形式主义与马克主义进行理论对话的可能性，强调重建“对话思维”的重要价值和理论意义。韩清玉(安徽大学)认为，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形态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其所构建的文学批评范式兼具文学自身与社会历史的双重属性，实现了文学的自律与他律的辩证法。范玉刚(中央党校)从“文化现实的建构”视角阐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现实品格，强调中国马克思主义需要保持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既要弘扬文学理想，也要扎根深厚的变动不居的文化现实，最终在政治与市场之间形成开放包容、有逻辑自拾、与文化现实有效互动的新范式。贾洁(中国社会科学院)在本雅明、威廉斯、伊格尔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启发下，深人探讨了“大众批评”的定义及其功用。徐明君(辽宁社会科学院)描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中的“民族形式”和“国际形式”，他认为，作为源于国际的艺术形式，“真人真事”延续了左联精神，具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特征。詹艾斌(江西师范大学)则认为，当下我们需要从唯物史观的完整与深刻理解出发，展开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和具体实践，从而保证当代文学批评的应有品格和质地。
第二小组主要探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间题。在解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经典理论的基础上，专家们集中研究“中国经验”，即马克思主义文论与中国文学批评的实践问题。张永清(中国人民大学)从文本出发阐释1844年8月以前的青年恩格斯批评理论，强调恩格斯这一时期的相关哲学、文学观念与此后批评思想之间的关系，以及恩格斯和马克思学术思想的关系。他认为，青年恩格斯的批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必须加以重视并将其运用到具体的文学实践中。赵利民(天津师范大学)从马恩论民间文学和文化的视角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关系。李志雄(湘潭大学)则根据马克思诗歌创作和批评实践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经验和实证性精神。张清民(河南大学)从马克思主义角度讨论国家治理及其治理能力，强调科学的意识形态治理应当建立新型运行体制以及相应的运行机制，进而突出主体治理。刘方喜(中国社会科学院)从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阶层和自由时间三个层面研究如何坚持和创新文艺历史唯物主义问题。他认为，“发现”或“找到”马克思著作中被忽视的范畴加以阐释并非真正“创新”，真正的“创新”应是“回到经典马克思”，并持续关注由实践而来的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江守义(安徽师范大学)从“政策”角度详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政策性特征。杨向荣(浙江传媒学院)多角度阐释了“讲话”的复调特征。而韩振江(大连理工大学)则从“讲话”视角探索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实现问题。此外，在四篇个案研究文本中，有的从鲁迅角度阐释“革命文学论争”与左翼文学的关系，有的探讨冯雪峰文艺评判中的“人民力”与“主观力”问题，有的从“祛魅”视角出发，研讨1950年代中国通俗文艺中的科学想象问题，还有的从胡风“主观战斗精神论”的文化政治视角进行主体性和现实主义理论的再探索。
除一篇个案分析外，第三小组学者主要研讨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和后马克思主义等国外马克思主义前沿问题。汪正龙(南京大学)从思想史角度考察马克思与福柯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对历史现象的解释注重从物质实践来解释观念的形成，福柯则强调解释的多元性与冲突性以及范式在解释中的作用。二人虽然都关注资本主义现代类型的统治问题，但福柯的关注点并非经济、物质和国家权力，而是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及其运行策略。不过，同样是以福柯为关切点，有学者认为我们需要从去政治化、去体系化角度充分关注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的非连续性。有三位青年学者以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为切人点，前两位分别探讨雷蒙·威廉斯的自由主义悲剧观念，以及威廉斯与威廉·科贝特关于“乡村文化”思想的传承和发展的关系，第三位则以“葛兰西转向”作为新范式来解读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契机，以及英国后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诞生空间。肖伟胜(西南大学)在解读卢卡契、列斐伏尔、K.科西克和德·塞托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旧常生活”理论的基础上，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悲
观主义和精英主义立场，进而认为，当下日常生活蕴含的解放潜能已随主体的消失逐渐消退。董希文(鲁东大学)则尝试讨论晚期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话语政治”转向问题。他认为“话语政治”审美理论有效处理了文学与政治、内容与形式、作者与读者、共时与历时之间的关系，对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论有较高启发价值。从福柯、德勒兹和朗西埃出发，张中(山东大学)认为后马克思主义主体、差异和“民主”思想对当代文学理论建构具有积极意义。杨建刚(山东大学)则以“形式批评”为核心探讨詹姆逊文学批评的理论、方法与实践问题，进而指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吸收、借鉴与发展的可能性。孙丽君(山东财经大学)以伽达默尔的艺术本质论为理路，指出“精神能量”是艺术作品创作和接受的根本原因，它有效补充了马克思主义的艺术创作动力、艺术价值等概念。孙士聪(首都师范大学)从学科化和再政治化角度阐述文化研究的历史、特质及其未来面向，他认为文化研究的重点不在于是否“做”文化研究，而在于“做”本身及其主体立场与选择。此外，还有学者从阿多诺角度阐述艺术品的“物性”问题，以及从“本雅明与阿多诺之争”方面探索传媒和意识形态
之间的关系。
在开幕式上，王伟光强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是我们的理论指南，做好文艺理论研究和文艺评论工作，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使命，也是党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张江则进一步指出，当今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界，仍有很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套用西方文论来“强制阐释”中国的文学实践，而此做法极有可能是破坏性和颠覆性的。我们必须改变这一现象，必须对西方文论保持高度警醒，必须在文学研究和批评的理论与实践中发出自己的声音。闭幕式上，高建平(中国社会科学院)对本次会议的组织、发言和讨论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建设的正确途径应是努力克服过去过度倚重西方文学理论框架的倾向，面对现实、立足本土经验，注重理论本身的构建与完善，而非简单以民族性来论证自身理论的正确性。那么，如何保持中国当代文论的活力、自洽性和理论自信，如何将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建设进一步引向深人?经过紧张热烈的讨论，会议最终达成共识:必须回归历史性、现实性与人民性;必须回归马克思主义经典，中国文论建设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张中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