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民国文学”的文学史意义
傅元峰 （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民国文学”在大陆学界率先提出并成为学术热点，这一学术现象与大陆文学生态和学术传统有深层关联。因历史形态的特殊性，“民国文学”作为文学实体的文化生态生成了相应的多元化文学景观。大陆文学与台湾文学在“民国文学”层面同根同源，在后续发展中也存在与“民国性”迥然相异的呼应关系，形成了中华文学想象的共同体。这是“民国文学”研究的学术价值所在。随着大陆文学视野的开放和两岸文学交流的加深，联合两岸学术力量开展“民国文学”合作研究的历史机遇已经到来。
关键词：“民国文学” 文学生态 “民国性”
近年来，共和国的学者们萌生“民国文学”意识，并持续对这一命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这一现象表明，“共和国文学”的内涵和外延开始窄化，为被长期忽略的另一部分华文文学让出了空间。甚至，有很多学者将“民国文学”作为母题式的学术概念，激发了无穷的学术想象力。这对于身处特殊文化格局的大陆学术界、对于那些因妄自尊大而陷于审美精神孱弱的文学史治史者而言，不啻为一场文学史观的革命。
虽然“民国文学”意识为新生事物，“民国文学”却并非空穴来风，只不过长期以来它以“新文学”为最常用的指称。上世纪中叶，中国大陆学界以一种特殊方式继承“民国文学”传统，形成了以“共和国文学”为轴心的学术伦理：本为“民国文学”分支的“共和国文学”走上了一条适应当时政治诉求的文学功利化的道路，学者们参照“革命史”构筑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体系。1949年后，以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受到政治干预为标志，“新文学”的历史理念在大陆发生了断裂，“新文学”的提法逐渐被“现代文学”置换，文学有了“现代”和“当代”的意识形态分野。带有鲜明阶级论特征的文学史观使文学经典化过程形成了与民国“新文学”的审美精神相异的“共和国”模式，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大陆学人对新文学性质和文学断代的诸多学术讨论，其根源正在于学术界对始自50年代的意识形态的渐进式反拨。
一 “共和国”学人的“民国文学”意识
从学术史看来，“新文学”意识是“民国文学”意识的一部分。随着晚清改良运动波及教育制度，应文学教育之需，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学在日本直接影响下，发端于清光绪末年。至1904年，林传甲仿笹川良种为京师大学堂撰《中国文学史》，方补国人自撰文学史空白。林传甲将古今文学分别用“中国文学”与“国朝文学”指称 1，自那时起，“中国文学”带有“古代文学”的学术约定，一直沿用至今。林传甲所谓“国朝文学”，即指晚清文学。“文学史”学在发轫期对今文学入史的兴趣不大，至1949年的几十年间，虽已有文学史通史一百余部，其中书写民国新文学的寥寥无几，大多为黄修己所言“附骥式”的文学史。 2但新旧文学的关联意识却在强化，将中国新文学入史的学术努力从未间断：1922年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最后一节介绍了“文学革命运动”；1932年，北平人文书店出版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新文学”未成为论述主体，但对其正本清源的努力强化了新文学的历史感；1933年，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对“新文学”列专章论述，相对1928年胡适《白话文学史》寻求白话文学合法化的努力，其学术理念又有所迈进。直至1935—1936年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新文学成为治史对象，该书系继承中国文学入史的传统理路，但视角却具有充分的现代意味。治史者领认选家角色，对新文学十年的经典遴选和历史概述准确精要，为后世学人景仰，至今仍被奉为学术经典。
20世纪50年代初期，因两岸地域分治格局更加明显，“新文学”学术意识和理念在中国大陆走向以1949年为节点的分化和蜕变。当时围绕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 3的干预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之后，是一个漫长的一元化文学史观的时期，直到80年代末作家被西方文化观念再次唤醒，多元化的文学史观一再触发热闹的学术争鸣。表面看来，似乎因一个技术难题，中国近百年文学的学术称谓在学界一直悬而未定，断代与分期颇成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末《上海文论》“重写文学史”的策动，到90年代末文学“近代性”、“现代性”的争鸣，再到近年“民国文学”的学术构想、争鸣和治史实践 4，关于近百年文学史的命名、分期与性质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尽管关于中国新文学的命名与历史分期问题的争鸣十分热闹，各种提法皆曾喧嚣一时，但迄今为止，“民国文学”的治史理念体现出更强的学术生命力：它也触发了对“文学存在的中性时空、生长机制、文学传统的追踪与延续” 5等问题的讨论，将此前文学史研究一直回避或疏漏的诸多命题重新摆上桌面。
1949年后中国大陆学人的“新文学”意识被“现当代文学”理念替代，也埋下了“民国文学”意识在学界萌发的诱因。民国学人习于将“民国文学”指认为“新文学”，直至1949年，“民国”在大陆意识形态中被假定为“灭亡”之后，“民国文学”却并未被命名为“民国文学”，而是获取了学术视野中的整体感，以“现代文学”的提法长期存在于学术领域。与此同时，“新文学”意识在学术领域被逐渐淡化。直到20世纪90年代，“现代文学”的外延才被重新勘察，在诸如许志英、丁帆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主潮》等文学史著作中，“现代文学”1949年的下限得以延长，而在丁帆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史》（2013）中，“民国文学”的下限突破了1949年的时限，1945年至今的台湾文学则被作为民国文学的天然组成部分。丁帆等人的学术努力是一个典型个案：现代文学突破1949年向70年代末的延伸，民国文学在时空上突破1949年向台湾当下文学的延伸，到达了一个共通的学术交汇点，即广义的“民国文学”视域。
中国大陆文学呈现出较强的国家意识形态色彩，视台湾文学史为地域文学史，再造“红色文学”（集中于1949—1979年大约30年的时间），在历史时间上向前“去民国化”，向后“共和国化”。而学术界基于文学本位的治史理念，逐渐萌发“民国文学”意识并对“共和国文学”的文学观念进行反思：以1949年前文学的再经典化为美学立足点，以港台文学为美学参照，反省共和国文学的美学精神蜕变。共和国文学研究界参照港台文学研究成果对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有入史努力和重新评价，逐渐对港台文学史有所重视。台湾文学研究界在1988年以后逐渐强化的大陆文学研究，也为两岸学术互动创造了条件。
“民国文学”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基本包含两方面的含义：首先，它在1949年以前形成的文学时空和创作实绩，可作为中国大陆和港台文学、海外华文文学共同的母体；1949年后，“民国文学”则作为新文学“想象的共同体”而存在，是中华文学进行历史寻根并交流融汇的文学家园。饶有意味的是，“民国文学”的理念是大陆学人的学术发明，并非为身处“中华民国”的台湾学者所率先提出。台湾学者张堂錡坦言，大陆学界的讨论对台湾学界形成了倒逼，对于这次对相关议题进行深入讨论的“难得的历史机遇”，“在台湾的现代文学研究者已经不能再视而不见”。 6这也表明，“民国文学”既是一个研究领域，也是一个研究契机。“民国”对两岸文学源头和文学比较的提示效能，比“现代文学”、“新文学”、“现代性”、“两岸文学”、“汉语文学”、“中华文学”等提法都更具体可行，也更容易被两岸学者接受。
二 “民国文学”：文学民主和自由精神
【获取全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5年第2期：48-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