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南来文人与现代中国文学——以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任教师资为讨论对象
金 进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
【内容提要】上世纪50、60年代，凌叔华、孟瑶、苏雪林等人先后南来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任教，她们的任教、研究、交游和创作活动，一方面与其基于不同政治立场的写作姿态关系密切，同时也留下了冷战时期新马社会的宝贵历史图像。同时期从香港转道而来的韩素音等，以其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的视角对南洋大学以及南洋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描写和思考，又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迥异于台湾南来文人的图景。她们的态度、立场以及文学姿态中所蕴含的对中华文化传承、国族集体记忆以及在地的华文高等教育的关心和聚焦上，为我们理解“冷战”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资产。
“二战”结束后，美、苏、英的同盟关系随之发生变化，在英国陷人战后经济危机的同时，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都试图控制世界。在1947, 1948年左右，“冷战”这个词出现在乔治·奥维尔的政治谈话中，之后丘吉尔用了“铁幕”一词。从此之后，“冷战”就成了战后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其中涉及到权力、政治影响和领土之间的局部战争。1947年美苏在柏林城开始了军事对峙。1949年4月，美、加、英、法、德、荷、比、挪威组成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1954年9月，美、英、澳、纽、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组成了以对抗苏、中等“共产集团”国家为目的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在新马一带，当马来亚共产党在全马武装暴动的时候，英殖民政府在1948年宣布马来亚进人紧急状态，这两个事件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跟“冷战”很自然地扯上了关系。相较于“冷战”，两大阵营之间在亚洲则爆发了一系列“热战”，如“韩战气“越战”、美国介人菲律宾、泰国在老挝与越南的军事碰撞、缅甸(1948年独立)境内的内战等。而马来亚地区所发生的紧急状态则似乎更像是“冷战”结构下的一种表现(至于1963年发生的印度尼西亚和马来亚、新加坡之间的对抗，那是这个地区自治之后发生的事)。
新加坡南洋大学的存在正好体现着“冷战”时代下，新加坡族群政治的对抗和分裂的过程。这种分裂不仅是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的分裂，也存在于华人族群之中，主要是英文教育背景和华文教育背景两种群体的冲突。南洋大学自1953年1月16日由新加坡树胶商人，时任新加坡福建会馆主席的陈六使先生倡议举办，1956年3月15日正式开学。从一开始，它就是马来亚政府，包括新加坡自治政府的眼中钉。政府从开始就认定南洋大学是一所培养和隐藏共产主义分子的地方。李光耀执政期间，始终怀疑说华语或方言的群体都有可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在他眼里“陈六使没有受过教育，是个家财万贯的树胶商人，他大力维护华族语文和教育，而且独自捐献的钱最多，在新加坡创办了一所大学，让整个东南亚的华校生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他很仰慕新中国，只要共产党人不损害他的利益，他愿意跟他们打交道”。至于取消陈六使的公民权一事，李光耀坦承:“我们知道，陈六使这么做会方便马共利用南大作为滋生地。但是当时我们还没有条件加以干预，除非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我也把这件事记在心里—时机到来我会对付陈六使。"①1968年之后的南洋大学进人了新加坡国家教育体系，慢慢变成一所与新加坡大学同质的英文大学，终在1980年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成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部分，南洋大学由此走人历史。
一 南大中文系师资构成及与南洋社会的互动
纵观南洋大学的师资组成(请参见附录一)，我们会发现其中南来学者，特别是来自台湾和香港的学者占绝大多数。这一方面是因为新加坡与新中国没有建交，台港和海外学者就成为了主要的招聘对象，而且这些学者到了南洋大学也会互相推荐，如苏雪林推荐凌叔华来南大②，凌叔华之后小说家徐舒继任，这种互相推荐的同道之谊使得台湾学者的数量越来越多。加上当时南大中文系和台湾各大学中文系的设置相近，这使得台湾学者也乐于来南洋大学任教。李孝定③曾这样描述:“南洋大学是一间新创办的大学。抵星后，不止一次听到当地各界人士和南大师生津津乐道，一九五五年创校之初，富商巨贾，贩夫走卒，慷慨输将，奔走呼号，万众一心，热烈感人的故事，在在流露中华文化在新加坡华人社会，植根之深，涵泳之广。当地华人社会，对中国语言文学系，尤其是爱护有加，寄望殷切。历任系主任，都是新加坡政府从台湾高等教育界遴聘担任;所订课程表，和台湾各大学中文系，如出一辙，除了将‘国文’一辞，改为‘华人’外，几乎连小异都不存在，只要看系的全名，和课程表的结构，任何一位中文系科班出身的人士，一眼便能看出，是从传统中国中文系全盘移植过去的。”④
另一方面，相较于台港两地，南洋大学的薪资还是很丰厚的。很多学者南来目的最明显表现在为赚取多一些薪资。苏雪林曾言台湾生活费用之高，而当时看到“汪家平日饮膳甚丰，又常请客，台湾生活昂贵，我们教书匠即尽以月傣供伙食，尚虞不给，不知注家常请客，钱从何来?”⑤再如“闻继本校王德昭、钟盛标两家之后，李辰冬于星期一一家外出回来，房门大开，箱筐皆启，李太太数代珍饰及辰冬半辈子积蓄均被席卷而去，闻之大为惊愕。李以不得意于台湾，远来南洋，以为可以安居乐业数年，赚笔钱为养老计，不意竟将半年辛苦所积，来此送礼。今日世界，何处为安全之乡耶?’，⑥这些都道出苏雪林经济上的困难，值得注意的是苏雪林的南大薪资大多数资助了中国大陆的亲人，还曾被台湾当局问话，这也足见“冷战”环境下的政治无所不在。苏雪林曾说:“南大既给我一年聘约，成大又准假半年，我遂心安理得住下来。我的意思因觉星洲一切生活比台湾好，一半目的也为了钱。我是一个淡于名利的人，生平甚恶言金钱二字，因我素来生活简朴并不多需阿堵物。不过我虽不需，别人却需，而且事关生死存亡，安能坐视不救?”接着她讲述了众多侄儿侄女在大陆的遭遇，诚心想帮帮他们:“我还有几个侄辈，以前借祖产尚可温饱，共党一来，祖产和栖身之地都被没收了。都变成一寒彻骨的人了，我也只好量力扶一把。南洋大学教授的薪资高过台湾的数倍，我想做满这一年，把用不完的钱积蓄起来作为救济大陆亲属的基金，后果如愿。我那笔基金初由香港四妹转，后由侨美侄媳转，每年须费五、六百美金，我补充了好几次，至今未替，虽是涓滴之助，对那边亲属果稍有裨益。”⑦
还有一个原因跟首任校长林语堂有关，当年他从台湾请来了学者，后来虽然其中很多人随着他与陈六使闹翻而离开，但也无形中为从台湾招聘学者开了个头。皮述民就是一例:“皮老师是于一九六六年起到新加坡南洋大学任教，当时南大副校长到台湾招聘教员，皮老师就和一批教员应聘到新。’，⑧皮述民本人后来又有一段补述:“廿五年前，我带着妻子和刚出世的孩子，从台湾受邀到本地的南洋大学来执教。当时已考获硕士学位，在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也教了六年书。”⑨
【获取全文】《文学评论》2015（2）：:147-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