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精神食粮》的三个译本考论
杨华丽
《精神食粮》是茅盾为在日本翻译出版的《大鲁迅全集》而写的推广辞。这篇大约400 来字的短文,对研究茅盾 1937 年前后的鲁迅观,研究1936 -1949 年间的鲁迅纪念情况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茅盾全集》《茅盾年谱》等研究资料以及鲁迅研究资料中,关于此文的题目、内容、在国内的出处却有多种说法。最典型的包括以下几类:
(一) 《茅盾全集》中的说法。从人民文学出版社版《茅盾全集》第 21 卷可以看到,该文名为《精神食粮》,共五自然段,题目的注释内容为“本篇最初由增田涉译成日文发表于一九三七年三月日本《改造》第十九卷第三号。后由钱青据日文译成中文,刊登于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三日《解放日报》。”①黄山书社2012 年版《茅盾全集》第 21 卷中,该文的题名、内容、注释完全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然而,两个版本所收录的《精神食粮》一文,与《解放日报》上所发表的原始文本都存在差异。
(二) 《茅盾年谱》等研究资料中的说法。国内目前已出版两种《茅盾年谱》。其中,万树玉在 1937 年 3 月下有这样的内容: “短论《精神的食粮》,刊于日本《改造》月刊第十九卷第三号和改造社印行的《大鲁迅全集》广告小册子。当时日本改造社为配合编辑出版《大鲁迅全集》的宣传,托编者之一的增田涉先生向中国有关的知名人士约稿,茅盾是《大鲁迅全集》编辑顾问之一,此文即是应增田涉之约而作,由增田涉译成日文。后作为评价鲁迅的重要佚文被译成中文,发表于《人民日报》( 一 九 八 一 年 九 月 二 十 三日) 。”②而查国华所著的《茅盾年谱》③中,1937 年 3 月条目下无该信息。在由查先生编写的《茅盾生平著译年表》④中,该年该月下也无相关信息。然而,查国华、杨美兰所编的《茅盾论鲁迅》一书选入了《精神的食粮》一文,文中内容只有一大段,文末所标注的原始出处是“1981 年 9 月 23 日《人民日报》”⑤; 单演义编的《茅盾心目中的鲁迅》⑥中,所选文章题目、内容以及文末标注与查国华版相同。
(三) 鲁迅研究资料中的说法。在李宗英、张梦阳编的《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⑦上册中,题目作《精神的食粮》,文末标注的是“( 原载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日本《改造》杂志第十九卷第三号) ”; 刘运峰编的《鲁迅先生纪念集》⑧下册中,题目亦作《精神的食粮》,文末标注的是“( 1937 年 3 月 1 日日本东京《改造》杂志第十九卷第三号) ”; 上海鲁迅纪念馆编的《纪念与研究》第 5 辑中,选入的文章题目仍为《精神的食粮》,但具体内容已与前两处同名文章有所不同,文末所标注的出处则变成了“( 原载一九三七年三月日本《改造》杂志,转载一九八一年第十八期《新观察》) ”⑨。
综上,关于该文的题目,有“精神食粮”与“精神的食粮”这两种说法; 关于该文在国外的刊载处,有单指《改造》杂志第19 卷第3号者,有兼及《大鲁迅全集》广告小册子者;关于该文在国内的出处,有 1981 年 9 月 23日《解放日报》、1981 年 9 月 23 日《人民日报》、1981 年第18 期《新观察》这三种说法;关于该文的具体内容,在“精神食粮”与“精神的食粮”这两个题目之下又各有两个版本; 关于该文的译者,只有《茅盾全集》中注明了“钱青”,其他的则多忽略了译者问题。
显然,这种言人人殊的情况很容易让我们不明就里,从而在研究茅盾、鲁迅并涉及到该资料时不知所措。基于目前茅盾研究界、鲁迅研究界均未注意到该文有三个译本,对各译本的诞生背景及其间细微差别的辨析更无从说起的现状,笔者将查阅到的资料初步梳理如下,希望引起学界的进一步研究。
二
1936 年 10 月 19 日下午三点,离沪旅行的茅盾从孔德沚拍的急电中惊悉鲁迅先生逝世。因痔疮发作正不得不卧床的他,虽心急如焚却不能马上回沪。在悲痛、怀想中过完一夜,第二天一早,他决定去乘早班车再转火车回去。然而痔痛如割,刚走得一步他便蹲下了,于是他终因不能去瞻仰鲁迅遗容而抱憾。⑩仅从《写于悲痛中》的这些描述,我们也能知道茅盾对鲁迅的深切情感。作为鲁迅生前的亲密战友,茅盾始终是推动中国乃至东亚鲁迅纪念活动的一位重要人物。这体现在他以《“一口咬住……”》等20 余篇文章参与了1936 -1949 年间纪念鲁迅、塑造鲁迅的话语建构上,也体现在他积极参与、促成了1938 年版《鲁迅全集》的最终问世上瑏瑡,还体现在他积极推动了日本改造社翻译出版《大鲁迅全集》上。
翻译出版《大鲁迅全集》的动议出自佐藤春夫,时间是 1936 年 11 月 4 日。改造社在征得许广平同意后,将原定由鹿地亘编译《鲁迅杂文选集》的选题改为出版这套全集,并特意聘请了佐藤春夫、鹿地亘、增田涉、日高清磨瑳、小田嶽夫、井上红梅、松枝茂夫、山上正义等为翻译,茅盾、许广平、胡风、内山完造、佐藤春夫等为编辑顾问瑏瑢。茅盾对大全集出版的具体支持,首先体现在充分理解增田涉未能及时翻译他自己的《子夜》一事上。他说:“先生在翻译鲁迅先生的遗著,我早就听说过了。以先生的能力,必能胜任愉快。我希望由于先生的努力将使贵国民众更能了解中国民众的代言人——鲁迅先生的思想和艺术。《子夜》的翻译是无关重要的……”。其次体现在他应增田涉之请为该书写推荐文章《精神食粮》瑏瑤上。因他自己不懂日文,所以该文由增田涉翻译后,先后刊于《改造》第19 卷第 3 号以及《大鲁迅全集》的宣传广告册中。在《改造》杂志上,该文与宋庆龄、郁达夫、景宋的文字形成了一种宣传的合力,而在《大鲁迅全集》的宣传广告册中,该文与郁达夫、景宋、佐藤春夫等人的文字、七卷书的书影、各卷内容解说等一起瑏瑥,形成了更切实的魅力,独具的宣传力量。
遗憾的是,茅盾当年所写的原文没有保留下来。故而今日要了解茅盾彼时的思想,借助于学界对增田涉当年译本的中文翻译,是可行的路径之一。国内最早出现的中文译本,据孙玉石考证,出现于 1937 年 4 月在天津出版的《新人月刊》。但是,“那时候,民族抗战的烽火已起,《新人月刊》又是一个倾向不好而又颇为无聊的刊物,印销甚少,日久湮没。”“或许就是由于这些原因吧,这几篇‘渡过海去’的纪念文字,也就多年来不为一般人们所知道,就是一些有关的年谱、文章和著作目录等专门著述,也都阙而未录,更谈不上这些珍贵的短文与中国广大读者的重新见面了。”
“重新见面”的机缘出现于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之前,而“重新见面”的方式,则是三个译本——钱青译的《精神食粮》、思一( 即楼适夷瑏瑧) 译的《精神的食粮》以及严绍璗、高慧勤译的《精神的食粮》——几乎同时刊载于国内的重要报刊上。饶有意味的是,在为三个译本所写的介绍文章中,无论是钱青、陈子善与王自立还是孙玉石,都只提及“新发现”或“最近看到”了《改造》上刊发的原稿,但具体怎么发现的,则语焉不详。
但显然,关于茅盾这篇文章的三个译本,都服务于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其具体表现是,钱青所译的《精神食粮》发表于《解放日报》1981 年9 月23 日的副刊《朝花》( 第2469 期) 上,与钱青的《读茅盾先生的〈精神食粮〉》、伏琛的《从两张照片题辞说起》、陈伯吹的《怜子如何不丈夫》、晓海的《大陆新村———鲁迅先生在上海的三个寓所之三》、夏征农的诗歌《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世照的诗歌《常青藤》、薛尔康的诗歌《晨星》,以及《鲁迅传》《药》《伤逝》等影片的放映广告、《阿 Q 正传》这部滑稽戏的演出广告等一起,营造出一种纪念鲁迅的浓厚氛围。思一所译的《精神的食粮》与另外三篇文章———宋庆龄的《把鲁迅先生的战迹献给日本人民》、郁达夫的《鲁迅的伟大》以及景宋的《鲁迅先生的精神》一起构成了《评价鲁迅的四篇重要佚文》,再与陈子善、王自立所写的介绍文章《新发现的评价鲁迅的四篇重要佚文》、林辰的《写在新编〈鲁迅全集〉出版的时候》、林默涵的《关于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一起组成了《人民日报》1981 年 9月23 日第五版的内容,体现出了极强的学术性。而严绍璗、高慧勤所译的《精神的食粮》,与另外三篇译文一起成为孙玉石所写的《深情的纪念 珍贵的记录———介绍几篇纪念鲁迅的珍贵短文》的附录,服务于鲁迅研究者孙玉石纪念鲁迅、纪念那些纪念鲁迅者的特有方式。这些言说与举措,都与1981 年9 月 25 日的纪念大会,以及其前后形形色色的纪念活动形成了一种呼应关系。
三
目前所见茅盾该文的三个译本存在细微差异,而介绍者所写的文字也存在关注重点之别。
现将这三个译本依次抄录如下:
钱青译本:
精神食粮
《鲁迅全集》在日本翻译出版,是一九三七年东亚文化界的一大喜事。鲁迅先生是一位思想家,同时,又是一位艺术家。在现代中国,恐怕只有鲁迅先生能如此深刻地理解中国的民族性,能如此热爱、如此拥护中华民族。
鲁迅先生这一伟大力量的源泉,我觉得第一,是他观察的深刻透澈; 第二,是他对人类的热爱与悲悯; 第三,是他伟大人格所发挥的一生的战斗精神; 第四,也是最后一点,是他将上述三者融会贯彻在他天才的艺术创作之中。
鲁迅先生的小说与杂文,不仅教育了中国无数文艺青年,而且在成长途中的文艺青年,依然能从鲁迅先生的文学遗产宝库中,获得无数珍贵的教益。不仅如此,即使有所成就的既成作家,也能从鲁迅的文学遗产中汲取养料。
小于鲁迅十六岁的我,无疑曾经从先生的著作中多多地获取了“精神食粮”。我常常想,读一遍鲁迅先生的著作,我们欣然有所收获,就是二遍、三遍,甚至无数遍地阅读,仍然能获得愈越增多的教益。先生的著作,真是耐人咀嚼、耐人寻味。其原因,我想不外是他著作的精湛、渊深,他是一位思想家,又是一位艺术家之故。
思一译本:
【获取全文】《鲁迅研究月刊》2015 年第8 期:4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