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与明清戏曲的传播
苗 菁
（聊城大学文学院教授）
摘 要：无论是明清“四大声腔”的发展历史，还是京剧的形成历史，都表明：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沿岸及其临近地区的众多城市是当时各种剧种声腔的吸纳、聚集之地，京杭大运河水道是当时各种剧种声腔最重要的传播渠道。京杭大运河之所以具有如此功能，是因为其沿岸众多城市与市镇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商贸中心与繁华之地，各地商人，尤其是徽、晋商人向这些城市集中，家庭戏班大量出现。此外，明清皇帝多次沿运河南巡，也是重要的原因。而这种吸纳、聚集与传播的功效在于：繁荣了京杭大运河沿岸城市与市镇的戏曲活动；促成了某些地域特征鲜明的戏曲声腔华丽转身；促进了某些具有浓郁地域性特征的新剧种诞生。
关键词：大运河；明清戏曲；传播
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其他交通方式所无法替代的巨大作用。这种巨大作用不仅体现在经济发展上，还反映在政治及文化上。而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戏曲的繁荣时期，京杭大运河沿岸及临近地区的城市与市镇是中国戏曲各种剧种声腔最主要的吸纳与聚集之地；京杭大运河水道是中国戏曲各种剧种声腔最重要的传播通道。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里有对中国戏曲发展最重要的需求者、欣赏者、研磨者及供养者。这种现象，对明清中国戏曲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一、明清“四大声腔”传播及京剧的
形成与京杭大运河中国戏曲发展史上有这样一个规律：即当某一地区出现了一个新的戏曲声腔，并经过无数艺人不断演出与改进获得成功后，一般都要试图走出本地。当然，走出本地并非易事，它需要有一定机缘，但无论如何，这一新的戏曲声腔是必须要走出去的。否则，它只能在一个相对狭小的区域内传播，或沦为一个地方剧种，或成为一部分人在农闲时各种休闲场合下的消遣方式。因此，一种新的戏曲声腔如果能走出本地，就有可能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与机会，甚至可能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剧种声腔，这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已经被无数事例证明了。但这种新的戏曲声腔走出自己的产生地时，将向何处去呢？在中国戏曲史上，这也是有规律的。过去戏曲界流传着这样两句话：“商路即戏路”；“水路即戏路”。即商贸发达、运输繁忙的道路（无论陆路还是水路）周边地区是最能聚集观众，也是最有经济条件与闲暇时间欣赏戏曲的地方，当然也是进行戏曲演出的最佳去处。而京杭大运河沿岸在明清时期恰恰是最具备这种特征的地方。因此，各地声腔在这一时期因各种机缘，都向京杭大运河沿岸城市与市镇靠拢与聚集，同时，又借助大运河进行南北的交流与传播。
明代的四大声腔，无一例外，其聚集、传播，并由此引起的发展变化及繁荣都曾和京杭大运河有直接或间接关系。
譬如海盐腔。元末兴起后，它首先以运河岸边的嘉兴为中心，在附近区域传播。明嘉靖时，开始走出这个区域，沿京杭大运河一线向外传播。向西，到了湖州；向北，它沿运河到了苏州［1］246。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海盐腔开始溯京杭大运河北上，先到扬州，接着又继续向北传播，至少在明嘉靖后期，就已传到了北方运河城市今山东临清。写成于这段时间，反映临清地区生活的小说《金瓶梅》多次提到“海盐子弟搬演戏文”之事。所谓“海盐子弟”，自然指的是演唱海盐腔的艺人。在书中，除了两个太监对“海盐子弟”的演出不感兴趣外，其他人都十分欣赏，这说明，此时海盐腔已经在临清这样一个北方城市扎下了根。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又提到，那些唱海盐腔的艺人都是苏州人。这又说明，传到临清的海盐腔很有可能是从苏州地区溯运河而上来到山东的。此外，海盐腔沿运河还传到了北京，并进一步在整个北方地区流传。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成书的《丹铅总录》中说：“近日多尚海盐南曲……甚者北土亦移而耽之，更数十百年，北曲亦失传矣。”［2］可见嘉靖时期，海盐腔作为南曲的代表，已在整个中国北方盛行起来。
又如余姚腔。关于它的传播路径及流传区域，文献记载相对较少，只在徐渭《南词叙录》中有一条记载：“今唱家……称余姚腔者，出于会稽（今绍兴），常（州）、润（润州，今镇江）、池（池州）、太（太平，今当涂）、扬（州）、徐（州）用之。”［1］242《南词叙录》成书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这条记载说明：明嘉靖后期余姚腔的传播，实际上是沿着两条路线进行的，一条是从太平（今当涂）到池州一线，沿长江向西传播；一条是从常州，到润州（今镇江），继而过长江，到扬州，再到徐州一线，沿京杭大运河一线向北传播。可见，京杭大运河一线及沿岸城市曾是余姚腔聚集与传播的一条重要路径。
再如弋阳腔。它于元末明初兴起于江西东北部的弋阳。此地向来是闽、浙、赣、皖四地进行经济与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也是江右（江西）商帮的重要来源地。江右商帮外出的一条重要路途是从江西湖口顺长江东去，然后转入京杭大运河，或北上北京，或南下江南。弋阳腔向外传播，这是最重要的路径。《笔梦叙》载：明万历时，虞邑（今常熟）人钱岱，在致仕归家途中，路过扬州，应扬州税监之请，“往监税署观女乐”。钱岱听后，“姑口誉焉，以其为弋阳腔，心勿悦也”。因不喜欢弋阳腔，虽然嘴上赞誉了几句，但心里很不高兴。到了虞邑（常熟）家中，其父龙桥，“命四女子侑酒，曲皆弋阳调”［3］402。从扬州到常熟，钱岱所接触到的戏曲声腔，都是弋阳腔。这说明，弋阳腔曾在京杭大运河沿岸众多城市盛行。主要描写明万历到天启年间（1573～1627年）魏忠贤发迹故事的《梼杌闲评》，在提到弋阳腔时说：“（昆腔）蛮声呔气，甚么好，到是新来的弋腔甚好。”［4］175这表明，明万历年间，弋阳腔已传入北京，并受到人们的喜爱，但因传入不久，所以人们还说它是新的。随后，北京上层社会中，人们开始喜欢起弋阳腔来。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京师……至若京官自政事之外，惟有拜客赴席为日课……若套子宴会但凭小唱，云请面即面，请酒即酒，请汤即汤，弋阳戏数折之后，各拱揖别去。”［5］652可见当时京城官员的宴会应酬中，弋阳腔已必不可少。
再如昆山腔。它于元末明初兴起于昆山，明隆庆、万历年间（1567～1620年），在苏州一带大盛，并开始向外传播。向北，它传播到无锡、常州、镇江等运河沿岸城市，以及常熟、宜兴、太仓、吴江、松江、上海等靠近运河的城市；向南，它传播到嘉兴、湖州、杭州等运河沿京杭大运河与明清戏曲的传播岸城市。万历中期后，它越过长江，进入到运河沿岸最重要的城市——扬州。其后，扬州出现了大量以演唱昆山腔为主的戏馆，它们集中在城内一条街上，于是扬州有了一条专门街道——“苏唱街”［6］117。与此同时，昆山腔继续沿京杭大运河北上，传到北京。袁中道《游居柿录》中记载，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及四十四年（1616年），他在北京曾三次观看过昆山腔演出［7］71~121。此时在北京上层社会中，昆山腔已受到欢迎。一直到明末，昆山腔在北京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梼杌闲评》提到北京城中单是一个“椿树胡同”就集中了“五十班苏浙腔”，后又说北京城内的职业昆腔班有“数十班”［4］77~80。可见当时北京城中昆山腔职业戏班数量之多。祁彪佳《祁忠敏公日记》中记载，崇祯五年（1632年）四月至十二月短短8个月仕宦生活余暇时，他所观昆山腔剧目就达30 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京城昆山腔演出的盛况［8］。
清代重要的戏曲活动，同样和京杭大运河有密切关系。清前期也有所谓“四大声腔”，即“南昆、北弋、东柳、西梆”。“南昆”“北弋”是指昆山腔与弋阳腔。
所谓“东柳”，是在山东形成的一种戏曲声腔，即柳子戏。它形成于明末清初，并很快向外传播开来。借着京杭大运河这条水道，柳子戏向南传播到苏州。清乾隆五十年（1785年）刊印的《燕兰小谱》“郑三官”条下有一首附诗：“吴下传来补破缸，低低打打柳枝腔。庭槐何与风流种，动是人间王大娘。”［9］123“吴下”指苏州，“柳枝腔”指“柳子戏”，“补破缸”指演出剧目，王大娘指剧中人物。这说明柳子戏曾传到苏州。向北传播到山东临清，在这里，它与当地方言与曲调结合，遗留下最重要的分支“清平吹腔”（又称“吹腔”或“临清吹腔”）［10］107~111。随后，沿运河北上，进入北京，并兴盛一时。嘉庆初年小铁笛道人的《日下看花记》自序中说：“有明肇始，昆腔洋洋盈耳，而弋阳、梆子、琴、柳（即柳子戏）各腔，南北繁会，笙磬同音，歌咏升平，伶工荟萃，奠盛于京华。”［11］55从这条记载可知，传到北京后的“柳子戏”，曾在嘉庆之前，与昆、梆、弋腔等剧种同时称盛。
所谓“西梆”，是明中期兴起于秦陇（陕西、甘肃）一带的戏曲声腔，人们称之为“梆子腔”或“秦腔”。明清之际，“梆子腔”走出秦陇，到了山西、河南、山东西部及运河沿岸地区，后抵达北京。至少在清康熙年间，“梆子腔”就已在京城占住了脚。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梆子腔”名旦魏长生进入北京，致力于声腔革新，“梆子腔”更加兴盛。乾隆五十年，清廷下令禁演“梆子腔（秦腔）”。为了生计，魏长生被迫离京沿京杭大运河南下，到扬州演出。扬州缙绅对他“演戏一出，赠以千金”［6］126，谢榕生在《扬州画舫录》序中说：“到处笙箫，尽唱魏三之句。”［6］3魏长生的到来，使扬州城的戏曲演出发生了巨大变化。随后，魏长生又沿京杭大运河继续南下，到了苏州。在苏州，魏长生又掀波澜，“乱弹部靡然效之，而昆班子弟，亦有背师而学者，以至渐染骨髓［12］175”。于是，统治者不得不再次明文规定，苏州、扬州两地禁演秦腔［13］1000。魏长生沿京杭大运河南下，不仅使沿运河一线的城市中兴起了演唱秦腔的热浪，而且还使昆曲在当地剧坛上的地位发生了根本动摇。
清后期，戏曲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是京剧的兴起。说到京剧，不能不提到徽班进京。徽班是以演唱“二黄腔”（或称“二簧腔”）为主的戏班，兴起于安徽南部。在当地产生较大影响后，和很多地域性剧种声腔一样，徽班也走出了安徽南部，走出之后的一个重要去处便是扬州。《扬州画舫录》提到，“安庆有以二簧调来者”，又说“安庆色艺最优，盖于本地乱弹”［6］125。在扬州，徽班的演唱很快就以特色独具、技艺高超胜过其他剧种声腔，也自然引起上层社会的注意。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帝八十大寿，朝廷命浙江盐务承办皇会。闽浙总督伍拉纳便派遣在扬州影响较大的徽班“三庆班”从京杭大运河顺河而上，进京为皇帝贺寿。关于此事，伍拉纳之子曾记载说：“至五十五年，举行万寿，浙江盐务承办皇会。先大人命带三庆班入京。”［14］859进京后，三庆班很快便以阵容强大、演技出色赢得北京观众的普遍赞誉。成书于乾隆六十年（1795年）的《消寒新咏》说三庆班是“今之人又称若部为京都第一”［15］134。此后，又有众多徽班沿京杭大运河进入北京。于是，徽班在北京站稳了脚跟，二黄腔成为京城最盛的声腔，并逐渐演变成今天人们所熟知的京剧。当徽班在北京唱出名气之后，为了保持艺术水准，其后的艺人也主要来自扬州、苏州两地。因此，徽班往往会到这两地收买伶童，并通过京杭大运河输送到北京。关于此事，《燕京杂记》中有记载：“优童大半是苏、扬小民，从粮艘至天津，老优买之，教歌舞以媚人者。”［16］128后因太平天国战事，京杭大运河运输中断，才被迫不再在苏州、扬州两地收买，转而到北方挑选伶童［17］591。
二、京杭大运河成为明清戏曲传播通道的原因
【获取全文】《中原文化》2005（2）:70-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