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人物论》研究述评
《红楼梦学刊》2015（2）：201-217
王丽华（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学院）
内容提要:红学史上不乏大家身影，相关的研究著作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史上都是空前的。其中，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是着重对《红楼梦》里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和研究的第一部著作。鉴于《红楼梦人物论》在红学史上的重要作用，自其问世以来，多有著作和论文涉及到对该书的再评价问题。笔者通过翻阅相关的研究文献，从成书背景、思想内容、艺术成就、存在问题和对后世影响等方面加以梳理，以期对王昆仑和《红楼梦人物论》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知与把握。
关键词:红楼梦人物论 王昆仑 红学批评派 唯物史观 阐释学方法论
本文所要探讨的是一部问世于上世纪 40 年代的红学名著《红楼梦人物论》。作者王昆仑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对理论问题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通过阅读从前苏联、日本等国家翻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较早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如果说王昆仑在40 年代还不是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来指导自己的写作，那么他在60 年代和 80 年代对《红楼梦人物论》进行修改时，就已经较为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阐释学方法论来指导自己的研究思路了。这也就形成了《红楼梦人物论》在建国前后呈现出的不同风貌。但无论是哪个版本，《红楼梦人物论》始终秉持着对人性的关怀，对每个人物都能给予相对客观的评价。这种研究态度无论是在建国前还是建国后，都是极为难得的。
一、作者的创作思想及成书背景
王昆仑是一位优秀的政治活动家，目前能看到的文章和著作，多是以他的从政生涯为主线。《王昆仑》的作者王朝柱与王昆仑的女儿王金陵私交甚笃，这本人物传记以第三人称的方式讲述了王昆仑的一生，其中对王昆仑写作《红楼梦人物论》的社会背景，以及当时社会反响的描绘尤为详实可信。该书在史料的收集方面极为详实，引用了多位历史当事人的回忆录，为我们了解那个时代，以及《红楼梦》给王昆仑后半生带来的影响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材料。同类型的著作还有崇庆余创作的《同舟共进———王昆仑、屈武、朱学范评传》。该书在王昆仑部分，以《传神文笔，传世文章》为题，重点讲述了王昆仑的诗文创作和《红楼梦》
研究。本书是以论文形式集结而成，因此与王朝柱的著作侧重点不同，学术性要大于抒情性。在论及王昆仑的红学研究时，对《红楼梦人物论》的思想性、艺术性和情节结构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与王朝柱的史料性传记恰成互补，为了解王昆仑的生平、学术旨趣和创作背景提供了有利的研究材料。
同时，王朝柱和崇庆余也摘选出了专著里的部分章节，以专题形式对王昆仑的生平进行研究。比如王朝柱的《王昆仑在陪都二三事》、《周总理与王昆仑》、《纵思为党竭忠诚——从王昆仑的党籍问题想到的》; 崇庆余的《王昆仑与战前南京的抗日救亡运动》、《王昆仑与“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学生爱国运动》等文，皆是从专著中摘选出相应的篇章，稍作删改后发表。虽然涉及到《红楼梦人物论》的部分不多，但对我们了解王昆仑的创作背景和他的人品学识极为有利。
另外，王金陵在一些回忆性的文章中对父亲王昆仑的创作经历也多有提及。在建国后结集出版的《红楼梦人物论》中，王金陵在后记里介绍了王昆仑的创作缘起、创作环境的恶劣和参照的底本等问题。
除了作者的创作背景，《红楼梦人物论》问世的学术背景同样值得重视。刘梦溪在《读〈红楼梦人物论〉》一文中，明确指出了三、四十年代考证派和索隐派盛行的情景。他认为这两派共同的缺憾就是忽视了《红楼梦》本身的内容和成就。因此，问世于 40 年代的《红楼梦人物论》就显得愈发珍贵，“《红楼梦人物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作者不落考证派红学和索隐派红学的窠臼，摒弃了流行一时的古典文学研究方法，主要从作品本身出发，通过剖解人物形象，来阐发《红楼梦》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①。值得一提的是，刘文也详细论述了王昆仑评论人物的指导思想。此文发表于1984 年，参照的是建国后的版本，但刘梦溪对建国前的版本也极为熟稔，对王昆仑思想观念的转变自是了然于胸。因此，他认为: “大体上可以说，《红楼梦人物论》是按照唯物史观的原则来分析《红楼梦》里的人物的，因此王昆仑同志很注意产生《红楼梦》里众多的典型形象的历史背景。”②事实上，刘文对《红楼梦人物论》思想内容的解读也依循着这个原则。对此，批评者大多持肯定态度，郭皓政在《红学档案》里明确说: “他( 王昆仑) 是比较早地且又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分析《红楼梦》中的人物的一位学者。”③孙伟科在《红学中人物评价的方法论评析》中也指出: “( 《红楼梦人物论》) 可以说是解放前‘史的唯物论方法’的杰出代表。”④他在注释里进一步说道:“王昆仑所使用的阶级分析法接近于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⑤这个评价是极为中肯的。
二、版本系统
跟多数学术著作相似，40 年代产生重大影响的《红楼梦人物论》在建国后也被作者用当时流行的政治观念进行了大幅度的改写。今日看到的《红楼梦人物论》共有三个重要的版本系统，第一个是1948 年上海国际文化服务社出版的《红楼梦人物论》，共19 篇，作者署名太愚。第二个版本系统是1983 年三联书店出版的《红楼梦人物论》，署名王昆仑。在此之前，王昆仑曾在 60 年代对 1948 年的版本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后来发表在了《光明日报》等刊物上。根据王金陵的描述，因为“种种原因”，王昆仑并没有完成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的部分。等到 80 年代再版时，前14 篇就以 60 年代的修改版为底本，除了对引文做了一定程度的规范外，正文没有大的修改。贾宝玉和林黛玉的部分则由原来的四篇合为两篇，再加上新修改的《薛宝钗论》，一共17 篇。这个版本后来被王金陵收录到了《王昆仑文集》中。第三个版本系统是2004 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人物论》，署名王昆仑。前15 篇按照 60 年代和 80年代的修改版编排，贾宝玉和林黛玉的部分则按照1948 年的版本重新分开，分开后的四篇在内容上也以1948 年的版本为主，一共19 篇。这个系统是现在能看到的比较流行的版本，但因为前后参照了不同的《红楼梦人物论》版本系统，而且引文也没有统一，所以也是三个版本系统里最混乱的。
关于《红楼梦人物论》的版本系统，相关著作论及到的并不是很多，大多数著作即使谈到了也是一笔带过。在韩进廉的《红学史稿》和白盾的《红楼梦研究史论》中，提到王昆仑在60 年代对《红楼梦人物论》改写篇目与王金陵的说法略有出入。除了宝黛钗的篇章外，韩进廉和白盾看到的资料中还有3 篇文章未经改写———《秦可卿与李纨》、《刘老老是丑角吗?》和《史湘云论》。因此，60 年代实际发表在报刊上的一共只有 11 篇。按，笔者通过整理 1962 年到1966 年 9 月份的报刊索引，也没有查到这三篇，在没有看到新史料的情况下，当以能看到的11 篇为准。
白盾认为: “涉及作品最主要人物的八篇没有修改，说明直到60 年代作者的看法没有根本性改变。”⑥白氏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确实点到了关键。以王昆仑的哲学修养和高超的艺术鉴赏力，他在某些方面也确实是在抵触着当时的庸俗社会学。因为在60 年代的红学观念里，宝黛钗可说是“反封建”、“阶级斗争”等诸如此类论调的主要代表人物。王昆仑如果是无条件地接受了庸俗社会学，不可能不先把主要人物修改完成。而且从刊发出来的篇目来看，他也并没有按照1948 年版本的篇目排序来改写⑦。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认为他是在用沉默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不认同”。王金陵在1983 年版本的后记里用“种种原因”含糊带过，但从文本的描述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根据的。
如果将1948 年的版本与 1983 年的版本做对比，会发现篇章结构和语言风格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很多词语的置换也轻微地传达了情感的微妙改变。比如对袭人的描述就多了些揶揄之词，对贾宝玉的描述则删去了原文中的许多贬义词语。这固然是迎合了建国初期学术界对红楼人物的主流看法，但通观全文，王昆仑对人物的整体评价并没有显著的变化。依然是“爱而知其丑，恶而知其好”的客观态度，不虚美亦不隐恶。这种保持理性认知的客观态度是极为难得的。周五纯就在《〈红楼梦人物论〉平议》一文中指出: “……关于宝玉、黛玉、宝钗的三篇未作修改，这正是他不同意当时大多数红学评论认定这三个形象主要体现作者曹雪芹‘反封建’倾向的一种证明。……在强大的压力下，不能有所为，但至少有所不为，适当地保持沉默，也是一种定力和勇气，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⑧端木蕻良在纪念王昆仑的文章里，以“坚持真理论红楼”为题来概述王昆仑的学术勇气，联系到上面提到的这段公案，这“坚持真理”四个字的隐含义，自然也是不言而喻了。
三、内容提要和主题思想
《红楼梦人物论》是以人物评论为主线的论文集，以对一个或几个人物的评论为一个写作单元。因此，在涉及到《红楼梦人物论》的思想内容时，相关研究著作或是截取一人，或是选取最具典型性的数人来表述王昆仑的主要思想倾向。
前者多是对王昆仑评论人物的相关观点提出商榷意见。王昆仑在 60 年代修改的《红楼梦人物论》陆续发表时，评论界对他在文中流露出来的人性关怀非常不满，认为其观念陈腐没有“战斗性”。彭彭在 1965 年发表的《如何评价〈红楼梦〉中的鸳鸯———与王昆仑同志商榷》一文中，开篇就说: “人类自从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一切人，不论是男人和女人，都是作为阶级的人而存在，反动统治阶级的人千方百计的对被压迫和被剥削者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被压迫和被剥削者则不断进行反抗。”⑨因此，彭文明确表示出对王昆仑价值观的不认可: “王昆仑同志说，鸳鸯‘不是使人哀悼怜悯，而是使人震惊与敬重’，这是多么重大的褒奖啊! 作者没有吝啬他的感情，可人们却产生疑问: 象鸳鸯这样一个死心塌地甘愿为统治阶级效命的可耻奴才，能配享受人们‘震惊与敬重’的崇高荣誉么? 回答曰: 不，不，一千个不!”⑩虽然打着“商榷”的旗号，但文章本身却散发着浓郁的“火药味”。进入 80 年代，意识形态的控制渐趋和缓，王昆仑的观念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张毕来的《王昆仑的贾宝玉论的观点方法》和《略说王昆仑的贾宝玉论》，是专就王昆仑对贾宝玉的评论提出商榷意见。这两篇文章在文字上大同小异，虽然发表在不同的刊物上，但主要观点并无多大变化。张毕来首先肯定了王昆仑对保持人物完整性的把握，对他部分采取了续书观点的分析方式表示了一定程度上的赞同，“王昆仑评论贾宝玉，当时以程甲本和程乙本为依据，我想是因为百二十回本里有一个完整的形象可以作为人物分析的客观依据。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完整的形象为依据，要评论贾宝玉可以说无从下手”。基于此，张毕来从贾宝玉的出家、以“直感生活”反抗传统礼教、人物形象的矛盾性、典型性与类型化相结合四个方面概括了王昆仑对贾宝玉的论述。另外，彭国元的《王熙凤为何有“女曹操”之称?》和曲沐的《曹操与王熙凤———对其善与美之品格的认识》虽然不是专论王昆仑对王熙凤的看法，但因为王昆仑同涂瀛、王朝闻都是明确将凤姐与曹操相对比的，故而这两篇文章对王昆仑的观点多有引用。同样，陈维昭在《红学通史》里也对王昆仑对王熙凤这个人物的评论极为赞赏，他指出王昆仑是从“典型论”的角度分析王熙凤形象，不仅指出了这个人物身上的缺点，同时也肯定了她身上的人性所在。事实上，陈维昭并非首次提出“典型论”问题，周五纯在《〈红楼梦人物论〉平议》一文中就结合内容分析认为: “它( 《红楼梦人物论》) 的最大长处是在相当程度地把握了《红楼》的底蕴，切中了《红楼》创作的脉搏，指出了人物的典型性。”
当然，大多数涉及到《红楼梦人物论》思想内容的论著还是着眼于全局，对王昆仑笔下的“重点人物”予以相对客观全面的描述。首先是在红学史的著作中，郭豫适在《红楼梦研究小史续稿》中将《红楼梦人物论》的艺术成就和思想内容合并起来论述，总体概括了王昆仑评论人物的艺术手法。同时，郭豫适也指出《红楼梦人物论》的内容不仅仅是谈论人物，更主要的是通过对人物的分析进而把握《红楼梦》的主题。他通过对《宗法家庭的宝塔顶———贾母》和《王熙凤论》的论述，得出了王昆仑对《红楼梦》全书的主题和结构的基本观点: “太愚关于《红楼梦》是描写贵族家庭败亡史的看法……这些看法比起过去那种片面地把《红楼梦》的主题思想和社会意义归结为什么‘色空’论或‘解脱’说，或只归结为一部描写男女爱情的书的评论来，那就要深刻和有意义得多了。”瑏瑣韩进廉在《红学史稿》里也认为《红楼梦人物论》是通过评述人物来认识《红楼梦》的主题，因此，他截取了《红楼梦人物论》的几个典型人物作了详细论述，并认为这种对比的手法更能“概括出人物的鲜明个性”瑏瑤。白盾在《红楼梦研究史论》里着重对王昆仑评论贾宝玉、林黛玉和薛宝钗的篇章进行了论述。通过对内容的梳理，白盾认为王昆仑对这三个主要人物的描述是继俞平
伯后对宝黛爱情悲剧、钗黛冲突实质的进一步探讨。与张毕来一样，白盾对王昆仑保持人物完整性的写法表示赞许，“就文论文，王氏的看法是正常的、健康的，没有某些红学家那样的偏见，已经难得了”瑏瑥。而通过对《薛宝钗论》的描述，白盾明确提出了王昆仑对长期以来争讼不已的“钗黛合一”论的否定，尽管他认为王昆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作进一步的阐释，但“至少它是一个重大的进展”。事实上，白盾也认为这是《红楼梦人物论》最有价值的地方，“王昆仑先生的《红楼梦人物论》最有价值的地方是《薛宝钗论》中有关钗、黛对立的分析———今日再审视王氏之论尤觉难能可贵，足以为解决上项长期争论不休的所谓‘钗、黛对立’或‘钗、黛合一’难题提供一种思考的途径。后来虽有更精辟、详尽的论述出现，但在当时王氏不被‘左钗右黛’或‘右钗左黛’的偏见支配，而能作出公平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已为罕见。应该说，王氏的著作是有价值的、值得重视的”。与之相同的是，陈维昭对本书内容的解读也重在《薛宝钗论》。他在《红学通史》里将《红楼梦人物论》归为“文学性研究”，陈维昭认为《红楼梦人物论》重在“人性的反省”，以宝黛钗各自的艰难处境来体现王昆仑的态度，即“没有以道德判断代替艺术判断”瑏瑨。而这种态度在对薛宝钗的论述中是最明显的。
关于《红楼梦人物论》的思想内容，栾日成在《评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一文中还提出了“民族文化心理”的论题。王昆仑对《红楼梦》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进行评论时，不仅是在探讨个体，同时也在寻求个体背后的文化传统。比如通过他对刘姥姥的描述，“我们可以俯瞰中国小市民乃至农民的一些心理特征: 善良、狡猾、自卑、趋迎、目光狭窄等”。至于林黛玉，王昆仑在深挖角色时也提到，“中国原有着千千万万的局部的林黛玉”，“从黛玉的生活意识与文学修养上，作者使我们看到中国封建时代闺阁中优秀的知识分子的风范”。栾日成认为:“通过人物形象发掘这既已从我们的眼前流逝、在人的潜意识中滞淤的共通精神，对于民族的自我解剖很有意义。”因此，他认为建国后的某些人物评论过于庸俗浅显: “以前的评论虽然也注重于性格的纵向比较，但并没有提高到‘民族文化心理’的高度来认识。如对贾宝玉、林黛玉形象群的探讨，偏重于他们一步步走向反封建。这当然有一定的价值，然而却是部分的、不深刻的。”而王昆仑在40 年代就已经开始探索此类论题，也许他并不是自觉为之，研究也不是很彻底，但起码彰显了王昆仑出众的学术见识。
对于《红楼梦人物论》的主题思想，评论者大都提到了它的政治倾向。刘梦溪在《读〈红楼梦人物论〉》中对《红楼梦人物论》的主要内容有全面的概述，他认为王昆仑并不单单停留在对人物简单的分析上面，而是在“评论的同时也有感受和理解，批评当中贯穿着欣赏”瑐瑣。在此基础上，刘文认为《红楼梦人物论》是“一部具有鲜明思想政治倾向的论著。其中《贾府的老爷少爷们》、《王熙凤论》等篇里的痛快淋漓的剖析，既是在论述《红楼梦》这部古典小说里的人物，也是在指斥横行于当时的重庆的反动势力”。对于这一论点，批评者大都表示赞同，郭皓政在《红学档案》里也提出王昆仑的研究“必然有着很强的现实性，也就是他的政治性”。
四、写作手法和艺术成就
《红楼梦人物论》在写作手法上不拘一格，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段，取得了巨大的艺术成就。在论及《红楼梦人物论》的著作和论文中，尽管批评者在学术旨趣和价值取向上认为该书有诸多可商榷之处，但对其艺术成就则推崇备至。在专著方面，郭豫适最先在《红楼研究小史续稿》中对《红楼梦人物论》的写作手法和艺术成就作了系统的梳理。郭文的总结集中在抒情化的语言、对人物心理状态和思想性格的把握、对比手法的运用三个方面，并结合具体内容予以清晰的描述。韩进廉在《红楼史稿》里除了重点提出《红楼梦人物论》的语言特色外，把郭豫适的第二点和第三点合而为一，认为对比手法的运用主要是为了突出人物性格，“《红楼梦人物论》的作者准确地把握了《红楼梦》的作者这种对称设计人物的特色，因而巧妙地运用对比的手法评述人物，就更能概括人物的鲜明个性。这是《红楼梦人物论》的一个显著特色”瑐瑦。冯其庸在《永远芬芳的红学奇葩——〈红楼梦人物论〉序》一文中也极为赞赏对比手法的运用:“不仅对所论人物精到准确，而且是举一得三，往往在一个人物论里就纵横排比，涉及到不少人物。这说明他是全局在胸，然后才下笔分别作特写的。”白盾将《红楼梦人物论》的写作手法和艺术成就总结为“其文章细致详尽，深入到人物心理活动的层面，并有文采与美感”。郭皓政的《红学档案》是从全书的结构评价《红楼梦人物论》的艺术成就，指出: “这样的论析构架庞大，内容丰富，又主次分明，主体突出，主角鲜明亮丽，既暗含原著对人物形象的主次设计，又形成该书的一个层次井然、完整有序的人物批评体系。”
刘梦溪的《读〈红楼梦人物论〉》对《红楼梦人物论》的写作手法和艺术特色概括得极为全面。他首先指出王昆仑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把人物放在所处的社会关系中，在人物与人物的互相比较中，来加以评论”; 其次是重点阐述了王昆仑采用的对比式的批评方式，这也是论及此书艺术特色的著作都比较重视的写作手法; 最后，刘文结合全书的内容，认为王昆仑细致地剖析了红楼人物的思想性格和心理状态，给读者带来更直观的认识。与刘梦溪观念相同，80 年代《红楼梦人物论》修改版结集刊出时，舒汛在为其写的简介中也提到: “《红楼梦人物论》，不仅对《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几乎都作了细致的剖析，准确地把握了曹雪芹人物设计的艺术特色，概括出人物的鲜明个性，而且语言新鲜活泼、生动形象，行文夹叙夹议，富有哲理性和感染力，这对帮助读者认识小说中的人物，认识《红楼梦》和他的作者，都起过良好的作用。”
五、评价及影响
《红楼梦人物论》在 1948 年刚刚结集出版时，当时的评论界对其赞不绝口，“太愚先生的近著，是近年来少有的一部完整的文艺批评”、“作者是一位有深刻的社会科学研究和文学造诣的人，他运用了史的唯物论的方法和他那修养有素的如花妙笔，把这部若干年来被模糊，被歪曲，被割裂，被一知半解的《红楼梦》，正本清源完完全全地提示给读者了”、“( 王昆仑) 不但告诉我们怎样去剖析作品中的人物，而且教我们怎样去认识自己身边周围的人物”。甚至有人断言王昆仑堪称曹雪芹知己，“曹雪芹如读了此书，亦必莞尔微笑，认为‘先得我心’的了”。即使80 年代修改完成再版后，《红楼梦人物论》依然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在同时代的著作中，王昆仑能独树一帜，从文本出发，用人物形象来把握《红楼梦》的思想内容和悲剧内涵，这是极为难得的，也影响了同时代的许多研红学者。
郭豫适在《红楼梦研究小史续稿》中指出: “从《红楼梦》人物研究的发展来说，《红楼梦人物论》里的文章，是对于过去的《红楼梦》人物评论的发展; 同时对后来出现的一些人物评论也产生过影响作用。在后来出现的那些富有感情的、文字力求华美的、深入分析人物内心世界的《红楼梦》人物专论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红楼梦人物论》的某些影响的痕迹。如果说四十年代《红楼梦》研究中人物论的大量出现是一种新收获的话，那么太愚的《红楼梦人物论》正是这种新收获的重要实绩。”王昆仑通过形象生动的语言，对《红楼梦》的各色人等进行了评论，并从人物形象的深刻内在意义上进行讴歌和鞭挞，深刻剖析了人物的心理状态和内在情感。既在过去《红楼梦》人物评论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又对后来出现的人物评论产生了影响，是一部非常有价值的评论著作。
可以说，王昆仑对人物评论的深度和广度根源于他深厚的理论修养，能够运用先进的历史观，秉持着客观的人性观进行评论。陈维昭在《红学通史》中提道: “在太愚的人物论中，流贯着一种人性的反省。这正是太愚的《红楼梦》人物论的重要价值所在。所谓人性的反省，就是指他不仅从人性的多面体的角度把小说中的人物视为代表了曹雪芹对人性的不同方面的理解，而且也指太愚对批评者自身的人性多面体的自我反省。他并不把自己摆在比小说中的人物更高的位置，而是把自己当成是与小说中人物生活在一起的一分子，与小说人物一起感受、一起生活。”这也就是尊重人性的多样化，用同情心和包容心来感受书中的人物。因此，我们在《红楼梦人物论》中能时时感受到王昆仑蕴含其中的情感。即使他在建国后的修改版加入了很多当时流行的观念，但仍能让人感受到文字下面的人文情怀。“他以历史与人性的双重视角透视《红楼梦》中的人物，于是把握住了《红楼梦》的悲剧深度与广度。”瑑瑦陈维昭注意到了王昆仑人物评论的意义所在——通过人物形象来理解《红楼梦》的思想内容，并从人物的命运结局中把握了《红楼梦》的悲剧内涵。对这种阐释态度，栾日成在《评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中也有直观的描述: “我们应该象王昆仑先生发现‘袭人的忠实’那样，挖掘出每个人性格侧面，客观地评判其价值。要当医生，不做法官! ”
当然，囿于时代和作者的理论基础，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不可能是毫无瑕疵的。而且关于人物的评论问题总会见仁见智，个人的偏好难免会影响最终的结论。郭豫适在《红楼梦研究小史续稿》中指出: “这本书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问题，主要是在对人物和问题的评析中常缺乏批判精神。”瑑瑨郭氏的论断基点还是带有阶级斗争特色和文艺为政治服务的理念。实际上，以今天的目光看，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在修改前后具有不同意义的影响和内涵。因此，关于《红楼梦人物论》的文章或著作都会选定一个版本系统进行评论。而这些差别绝不是“缺乏批判精神”所能涵盖的。韩进廉的《红学史稿》基本是以建国前的版本为依据进行分析的，他对《红楼梦人物论》缺点的分析与郭豫适有相似之处，都认为王昆仑缺乏用阶级观念分析人物的自觉性，尤其是在贾宝玉部分，韩进廉明确指出: “作者对宝玉思想品格的分析，离开了当时的‘经济态’和‘阶级对立’，这就势必陷进唯心主义和‘人性论’的‘太虚幻境’。”对于这个问题，周五纯在《〈红楼梦人物论〉平议》一文中有着比较客观的论述，他认为王昆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庸俗社会学的影响，但他不可能完全不受时代潮流的影响。因此周文认为政治性既是《红楼梦人物论》的特色，同时也是其弱点。他举例说道:“因为贫民出身，尤三姐所以刚烈，那么，如何解释尤二姐的懦弱?”周文同时注意到了版本系统的差异，“置于全书之首，作为‘代序’的《关于曹雪芹的创作思想》一文，发表于55 年6 月，这种影响就更加明显了。细心的读者把文中关于宝钗、黛玉、探春、湘云、钗黛合一等有关的文字与书中关于这些人物，这些问题上的论述仔细比较一下，就会感觉到这种变化”。周五纯明确地指出了建国前后的版本系统不可一概而论，尤其是涉及到具体人物时，更能感受到王昆仑的思想变化。周文以何其芳的《论〈红楼梦〉》为例，说明《红楼梦人物论》的主要问题是理论深度还有欠缺，因此对人物性格成因的论述有失简单化，“当我们单从局部去判断，似乎可以言之成理，但这些结论都不可靠”，“作者在体察人物、分析情节上时有错位”，“对贾政的看法亦有偏颇”。周五纯对《红楼梦人物论》的批评集中在文本，虽然在某些方面值得商榷，但相较郭豫适的“缺乏批判精神”，自然是较为客观中允了。
同样，栾日成的《评王昆仑的〈红楼梦人物论〉》也是着眼于文本，从内容和手法上指出《红楼梦人物论》的不足。他虽然肯定了对比手法在突出人物主要特点上的优势，但同时也指出这一艺术手法的运用也有其局限性:“但是‘比较’本身就有局限，它能够突出主要性格的特殊之处，却同时掩盖了无法比较的另一面，……我们觉得王昆仑的评论中不无有着这方面的痕迹。……认为王熙凤不同于他们，倒是类似于《三国》中的曹操，这未免太牵强了些。”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新理论的出现，批评者的立场自然会发生变化，这自然会不断地影响其对《红楼梦人物论》的整体评价，这也是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不管学术立场如何变化，《红楼梦人物论》在红学史上始终占据着重要一席，正如冯其庸在《永远芬芳的红学奇葩———〈红楼梦人物论〉序》中所说: “只要《红楼梦》存在，就需要这本《红楼梦人物论》的存在，读者需要解读《红楼梦》，至少是解读《红楼梦》里的爱情、婚姻、妇女问题，这也是《红楼梦》最主要的方面，读者是不能没有这部书的。”瑒瑤事实上，今日研究《红楼梦》人物的文章和专著即使采用了新的理论，在影响力上却始终无法与《红楼梦人物论》相比，而这也是我们研究经典的现实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