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文学教育语境下的《读诗札记》
书评空间
姜 楠
俞平伯的《读诗札记》向被视作古典文学研究史上的重要著作。学界认为此书廓清旧注，择善而从，驳正了自汉至清治《诗》学者的部分谬说，用现代方法推阐传统经典，对后世学者的研究具有启发和示范意义.而详考其成书过程，深究其行文序次，细品其话语姿态，此著的“大学教本”特色即呈现于眼前，既显示了现代学术初期
一代学者以新方法治古典文学的学术成绩，也凸显了其与大学文学教育的密切关系。
俞平伯的诗经教学始于20世纪20年代。1923年，俞平伯受聘于上海大学，讲授《诗经》0 1925年秋，在燕京大学任教，讲授中国文学史。1926年至1928年，还在北京女子文理学院、北平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校兼课。nJ《读诗札记》中收录的17篇文章，从写作到出版，时间跨度约10年。而这恰是俞平伯在上海、北平两地多所大学任教的10年。换言之，以《诗经》为题写作的文章，多成稿于他讲授《诗经》课程的时期。
《读诗札记》中的论文多从《诗经》单篇入手，探研精深，其写作形式与按重点排布篇章的课堂授课方式暗中吻合。因此，此书虽为学术出版物，却显然得益于作者在大学的教学。《诗经札记》既源于讲义，其讲述和行文方式与一般纯粹学术著作相比表现出明显的区别，某种程度上显示出学术专著与大学教学的呼应关系。
其一，“授之以渔”的讲述方式.《读诗札记》行文之问时常穿擂治学、读书的经验之谈和谆谆教诲。《邺·柏舟》一文写道:“退一步言，即使自己无意或无力去做考证论辨之事，亦不当菲薄他人做此项工作的。何则?这两种工作相待而成故。昂首闭目作扣架扣籍盲替之谈，而谓天下之是尽在于我，天下之非尽在于他人，其脚襟见解已自绝于文艺之陶冶。此中而有天才，何地无天才耶?天才而亦如此，庸妄人更又将若何耶?吾岂知其何故，愿以质之今之以天才自许者。”这段文字是说给那些容易“以天才自诩”的青年学生的。从启发、教导的语气上推测，课堂上讲授至此，俞平伯即如此发挥和引申，说出一段“题外话”。而以讲义为基础出版的此书就保留了生动的课堂面貌。
俞平伯还对“知”与“不知”做了论述。他教育学生不要做“腐儒”:“我们觉得‘不知’比‘知’多是正当的事.”“‘知’是努力的成效，‘不知’是努力的材料和机会”云云，完全可以当作治学经脸谈来看。除了基于讲义的学术专著，恐难再寻类似的文体表达方式。学习如何“读古书”，也是治学论的一部分，俞平伯课上、书中对此常有提及。《谷风故训浅释》一文关于“鉴赏”提醒颇为深刻:“至于欣赏批评，横看可成岭，侧看可成峰，初不必处处吻合作者‘当时之感’，方得谓为健全的欣赏与批评。”学生阅读古书，“误解是无时不存在的”，但它们并不妨碍阅读，“若必待误解全消，真相毕露而后可读书，则往古来今，殆早绝读书之种子矣”。俞平伯希望学生掌握的鉴赏方法乃是:“作者之原意如何是一事，我们心中的作者之意如何又是一事。其吻合之程度，有疏有密;疏者谓之误谬，密者谓之正确，其区别原只在程度上。”这种柔性标准的建立和作者多年从事教育的经历不无关系。以诗篇解读为例，也可一窥《读诗札记》行文中突出的“讲义”姿态。第十篇《邺·谷风》开头便点明:“此篇大义最为昭显，寻阅本文，即可审为弃妇怨其故夫之词。”接着将《谷风》与《行露》《柏舟》《上山采旅芜》《氓》等类似题材的诗歌做类比，清晰地论证了“不特其事明，且其享之因由亦大略可明”。随后写道:“通篇全作弃妇自述之口吻，反复申明，如怨如墓，如泣如诉，不特排侧，而且沉痛。篇中历叙自已持家之辛苦，去时之徘徊，追忆中之情痴，其绵密工细殆过于《上山采膝芜》。”这段鉴赏文字以“情理”为舟，溯游千载之上，把握古人和今人情感上的共通之处，一方面帮助学生理解诗中人物的感情，更准确地切中诗旨，另一方面也使学生体会到古人作诗时的心境。正如文中所说:“吾每谓作诗非难，涵咏性情以作诗，夫何难之有!”“真性情之流薄，不计其浅鄙而自不落于浅鄙，不患其重复而自不落于重复。”
值得注意的是，普通的鉴赏文章，文至此，即告一段落。但俞平伯作为《'诗经》课的教师，《读诗札记》作为由讲义完善的学术著作，却在此处将笔端宕开铺展了一大段关于如何作诗的文字:“而人每忽略于性情之际，专求工于诗，此所谓不揣其本而齐其末炙。若而人者，吾但愿其多读《国风》及古今中外之民歌，使诗不必做而始工。”俞平伯是“五四”以在新旧诗词创作方面均有建树的名家，一段是他在大学讲课时有感而发的言论既为其阅读鉴赏心得，亦道出了其创作会。他最后叮呼道:“读《诗经》，尤其《国风》，对于有志于诗的初学最为有益。’在他看来，读作家的诗，容易养成模仿随习，读《诗经》却没有这个缺点，三百篇都是“直直落落的白话”，令人无从模仿亦无须模仿。可见，俞氏的《诗经》课，仅教鉴赏，还教创作入门，并且两者融治和谐，并非“两层皮”。无论是治学劝导，还是阅读教导，抑或是作诗指导，俞平伯的教学观念、思路乃至取譬习惯、讲授都经由《读诗札记》得到鲜活的呈现如果其蓝本不是大学课堂讲义，则这些生动的部分恐无缘保存。
民国时期的学术出版物中，授之以渔”的启发式行文风格也不罕见。仅举与《诗经》有关的两例—容篆祖的《中国文学史大纲》(北平朴社，民国二十四年九月初版)述及如何确定诗篇的年代时写道“大约各部中，有可以确定时代者，我们先考定以为标准，而后从名词的同异，语法之严谨，章法之差别，以定其时代的差别而后诗的时代，可以得更清楚的证明。”施教者所授之“渔”，就是从词性、语法、章法的同异来推断诗篇产生的年代。容荤祖有大学任教经历，可见民国大学文学课堂上，教师不仅教给学生知识，还教授获取知识的途径和思考的方法。
其二，“考辨”与“欣赏”的平衡。俞平伯认为:“治《诗经》者应当考辫与批评并用，方可言整理，方可言欣赏陶写，否则便是自欺欺人。”第八篇讲《邺·柏舟》，将“考辨”分为两类。对“前人素无异说”的作品内容，本无考证的必要，而妄立名目，炫材扬己，则不值得提倡;而对“非考辨不明”的作品的“不得已而考辨”之属，却为治诗的必经阶段，不可一概否定。他将这类考辨比喻为“文坛上的一种打扫功夫”。他指出:“莹洁清明之地无洒扫之必要者，故意洒之扫之以示其场，诚觉其可怜而可厌。”但“在蛛网尘封，数千百年之华屋中”，做打扫的工作则可以奉为“后来之功臣”。
俞平伯对待“考辫”的理性、公允态度，很大程度上来自其教学体验。《诗经》距今久远，初学者阅读障碍较大，大学生很难“直接就讽诵间欣赏古诗之美”。教师若不对字词详加训释，帮助学生拨除章句理解的迷雾，就会由于时空隔膜而造成“聆障”和“故在”，导致《诗经》的“真美”无法传递，“欣赏”亦为徒劳。烦琐的考辨也不是文学课程的主要目的，如将考辨当作教授《诗经》之鸽的，无疑本末倒里.
因此，为使学生易于接受，每论一诗，俞平伯都从训话入手，在“祛成见”的前提下“通文义”。将字的训话放到整首诗中去理解、揣摩，借助上下文语境选择正确的解释。他曾说:“高谈家法师承之如何，引经据典以讲说破碎支离淆混驳杂之名物训故，而全不自省其间之条理;此等《诗》说自身先已站不住，逞论合乎古人之心与否耶!”如其中《谷风故训浅释》，可视为俞氏考辨法之具体运用。解诗之前开宗明义:“略述各家异说之可通者，无理之缴绕均削去之。有些加以论断，有些则按而不论，以便读者自抉择之。优劣既在微细之间，则抑扬颇费斟酌，宁留作悬案，不欲强作解人也。”接着，从第一章“习习谷风”开始，逐句解读，剥茧抽丝，层层深入。
若为单纯的学术著作，读者往往被想象为与作者知识结构、认知层次、思维水准基本持平，读者期待获得的体验是“讨论”。但《读诗札记》的前身乃大学讲义，初次“著述”的对象读者是学生。有学者指出，文学史作为以语言文字形式存在于另一时空的叙事体式，必然具备的特征之一就是叙事者假设自己和读者对相关知识的掌握程度并不对等，前者方得知识的火光，传递给蒙昧的读者。因此，基于不平等地位和高度自信，叙本体充满从上而下的指导语态，藏有嘉惠后学的白慰心理。[3]因此我们就能理解《读诗札记》为何总是力图在“考辨”与“欣赏”之间取得平衡，而成为一部有鲜明“讲义”风格的学术著作。
民国时期的学术著作、论文有相当一部分可归于此类。闻一多的《诗经》研究被学术界认为开辟了解读古典文学作品的崭新道路。他将朴学的实证研究与西方人类文化学、民俗学、美学等新理念相结合，形成独特的文化阐释流派。闻一多的《诗经新义》和《诗经通义》均源自他在清华大学教授《诗经》的讲义。《诗经讲义》解读《卫风.淇奥》，对训话与鉴赏关系的把握，与俞平伯颇类似。如“绿竹”一词，有训为“野菜”的，也有说即普通的竹子。闻认为两种说法都有根据，古代黄河流域不但有竹，且能产稻。讲这首诗时，闻一多取“竹子”义，为的是“增美此诗之背景”，这种“训话”已经远远超越旧时对经典中字词的烦琐考证。
综上所述，《读诗札记》不仅是一部《诗经》研究史上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它的行文方式、讲述策略也颇具特色。联系民国大学文学教育来考察，能从另一个角度理解近代学术著作的书写生成方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揭示民国时期学术研究与高等教育的密切而复杂的关联。
注释
1此间曾受傅斯年之邀拟赴中山大学，但终未成行。
2 20世纪20年代，书中所收的单篇文章在《小说月报》《燕京学报》《语丝》等刊物陆续发表，部分文章1930年代收人《古史辨》，题为《葺芷缭衡室读诗札记》。1934年，这些论文以《读诗札记》之名由北平人文书店单本印行。
3陈国球:《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