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夏志清批评观的内涵构成及实例演示——《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一个细读角度
夏 伟
摘 要: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中，夏志清预设、构建了一组以“道德关注”为主，“间接评论”“人格独立”为辅的文学批评观，然当该批评观落实到具体的作家作品时，“人格独立”却喧宾夺主，并妨碍了夏志清对作品的文学价值的客观评价。这说明，夏氏具备批评家的思想锋芒，却缺乏理论家般的严谨。但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来说，他作为批评家的贡献，已然足矣。
关键词:夏志清; 中国现代文学; 道德关注; 人格独立; 间接评论
引 子
一本《中国现代小说史》( 下简称《小说史》) ，令夏志清成为自1980 年代迄今，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最有影响力、亦最具争议的汉学家。夏著打捞了原被大陆“80 前”学科①遗忘的三个大作家钱钟书、沈从文与张爱玲，他们的小说不但在“80 后”学科内获得肯定，更受市场追捧，可谓“叫好又叫座”，这甚至成了 1988 年“重写文学史”②的重大诱因之一; 但同时，《小说史》苛评鲁迅，认为鲁被“时代所摆布，而不能算是他那个时代的导师和讽刺家”( 40) ，因此排除在“现代四杰”之外，此举又不免刺激了诸多神经而惹非议，几近有“党争”之嫌。
夏志清定然不接受类似“党争”的指控。其《小说史》早已申明: “我所用的批评标准，全以作品的文学价值为原则”( 319) 。相反，夏倒对港、台若干学者“意识形态化”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有过质疑: “他们急于批评大陆一向的宣传，却忽略了应该找寻一个更具备文学意义的批评系统”( 317) 。故至少在学术层面，夏激赏“现代四杰”与苛评鲁迅，是基于其自有一套批评标准，而对此标准的坚守，则是夏作为文学史家的底线及骄傲。这就是说，《文学史》实际上带给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恐不仅是还三、四名大作家以文学史公正，而更是一个颇具普适性，却又是“80 前”学科所陌生的批评观。
然而，一旦追问这个批评观的内涵构成时，又很难在《小说史》直接找到明确答案，因为夏似更愿将它融合在“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 夏志清15) 中。这一写法颇具亲和力，对普通读者来说，诚然是增添了《小说史》的可读性; 但对研究者来说，则因确定性不足，而令其有迷失在若隐若现的散乱语境之虞。比如夏称赞叶圣陶的题材选择严守“他自己的经验，背景”是纯属艺术良心，然而面对鲁迅小说也从其故乡回忆汲取养分时，《小说史》却颇有微词; 又比如夏曾感慨“太迷信于理想，太关心于人类福利”( 319) 是现代文学的平庸之源，但仅仅翻过两页，又见他所以赞美沈从文，竟是缘于沈守望纯真美德是体现了人类尊严……这就不免令人怀疑，贯穿《小说史》的那套批评标准，是否真如著者所表白的那般纯净或自洽。
故笔者相信，通过对《小说史》所呈现的夏氏批评观的内涵构成及实例演示的细深解读与明晰归纳，来辨释夏当时究竟想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带来什么，以及该意图在多大程度上已被《小说史》实现，当是一件有学术史意义的事。
道德关注与间接评论
任何文学批评观皆须回答这一问题: “文学是什么”，以此为基础，再谈什么是好的文学。钱谷融1957 年撰《论“文学是人学”》，认为只有写出科学所无暇顾及的真情实感，以回应读者的人生关怀的作品，才是好文学。“80 前”学科则视文学为“革命”的分支。事实上，现代文坛也确曾有一强劲派别，要求作家追随苏联模式，“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且“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③如此刚性地强调文学的政治实用功能，势必掩抑作家特别是左翼创作的个性创意或人性叙事的丰富。《小说史》的中译本序言可谓
针锋相对，夏写道: “本书撰写期间，我总觉得‘同情’‘讽刺’兼重的中国现代小说不够伟大; 它处理历史道德问题比较粗鲁，也状不出多少人的精神面貌来”( 14) 。这表明夏氏批评观的核心颇接近钱谷融，他也认为文学应以“写人”为核心，具体地说，是要写出作家对人生的道德关注。
“道德”是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夏撰《小说史》时曾参考过英国名著《伟大的传统》，其作者利维斯也主张将道德关怀作为文学叙事的根本。但实际上，《伟大的传统》一书的道德视野并非包罗万象，它是被聚焦在“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利己主义”这一线索上。夏著《小说史》的“道德关注”则常与“风俗习惯”共生，比如他说“较优秀的现代中国小说，无论是属于讽刺性还是人道主义的，都显露出作者对时下的风俗习惯与伦理道德，有足够的或充分的认识”; 又说“人心的真相，最好放在社会风俗的框子里来描写，因为人表示情感的方式，总是受社会习俗的决定的”( 259) 。故可谓夏氏“道德关注”主要聚焦于风俗情境中的人物情性，而文学之使命，即对此给出描述与剖析。
“道德关注”是夏氏批评观的内核，却不是唯一元素或标准。夏认为“一本小说之优劣，当然不能以主题的深浅来评价，最要紧的关键是这个主题是否能可到恰当的处理”( 286) 。至于其最青睐的处理方式，则是凭借语言的提炼来“间接地去评论整个细节的道德面”( 夏志清 291) 。具体到文本中，该处理又着重用两种技法: “象征”与“讽刺”。
在夏志清眼中，最能表明象征之“间接评论”功能的，是张爱玲《金锁记》的结尾:
七 巧 似 睡 非 睡 横 在 烟 铺 上。［……］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轻的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就连出了嫁之后几年，镯子里也只塞得进一条洋绉手帕。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喜欢她，也许只是喜欢跟她开开玩笑，然而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小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了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就懒怠去揩拭，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 张爱玲 124)
引文中最触目惊心的，当是七巧“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这番特写，夏志清誉其“力量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之下”( 266) 。但更重要的是张爱玲借此尾声，完成了那条统领故事的“腕—镯”象征链的凄美收官。
【获取全文】《文艺理论研究》2015 年第5 期：38-50.
作者简介:夏伟，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文艺学博士，主要从事西方汉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研究。电子邮箱:chris0120@163． 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