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趋势的一种考察

邓 瑗（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从80年代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到新世纪初的“被压抑的现代性”，现代文学的研究潜隐着一条“遮蔽”与“重构”的论述线索。对现有文学史秩序的不满，以及对恢复文学史本来面目的渴望，长久以来为现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持续的动力。“我们的文学史叙述常常是一种遮蔽式的叙述”①，这成为众多研究者开启其论述的起点。这样的研究在进入新世纪后进一步发展壮大，以“遮蔽”为名探讨现代文学边缘领域的论文数量庞大，它们指向了原有文学史叙述遗落、忽视的部分，在填补空白或反 “遮蔽”的努力中，实现了对学科概念与范畴的质询。

现代文学起点的探讨，不仅体现为一种时间上的延伸，它在为审视纷繁的作品、现象提供更加多元的视野之时，也将目光辐射至以往文学史未能涉及的领域，打捞起处于边缘化境遇中的作家作品—现代时期的文言文创作、游离于汉民族之外的少数民族写作、异于大陆文学存在形态的台湾文学，以及新文学内部、处于各流派之间的无法归类的作家，等等。这些主流之外的文学群体，尤为明显地反映了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反抗“遮蔽”的努力，甚至对他们的关注本身就带有一种重审文学史的意味。例如进入新世纪后逐渐形成的“王度庐热”②，这固然要归功于其代表作《卧虎藏龙》被改编成电影所带来的商业效应，以及《卧虎藏龙》收入人教版高中《语文读本》所引起的讨论，但小说家本人具备的三重身份和反思文学史的学术意义，也构成了“王度庐热”的一个焦点口张泉指出，沦陷区作家、满族作家、武侠作家等三重身份造成了王度庐在文学史上的缺失，在这个意义上，王度庐研究有助于揭示“一种潜移默化的话语霸权”对文学史写作模式的控制，“由于种种原因曾被遮蔽的重要文学现象一旦浮出水面，就会打破文学史叙述与历史想象之间原有的平衡，对以往的文学史观念和文学史格局形成挑战，中国现代作家王度庐便是一个具有样板意义的个案”。③此外，对不少现代作家的重新研究都暗含着冲击文学史叙述的意图，如“被遗忘的吴组湘”④、“油令落的缪斯”「，吴兴华，这些称号的提出本身已显示了一种反抗“遮蔽”的取向口又如对30年代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关注，同样指向了对文学史格局的反思，这个一向以负面形象出现在论述视野中的文学事件，存在着太多我们未加辨识便轻下判断的疑点，“如果说30年代的左翼文坛由于是处在被围剿的政治险境之中，其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所采取的‘针锋相对’的政治反击还情有可原，那么，建国以来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所有书写，都由于这个运动所具有的国民党政治背景而对其作简单的政治否定，这种写史原则就值得检讨了”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