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时代性 ——兼谈中国当代文艺家的历史责任
［主持人语］２０１４年１０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并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明了改革开放背景下文艺创作的方向。习总书记的讲话从当下文艺创作的实际出发，重点揭示了当前文艺创作的规律问题。本专题所发表的两篇文章力图从学术的角度，对当下文艺创作的规律作出探讨。文学艺术创作的规律可以分为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就外部规律而言，文艺创作必须充分、密切地考虑到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问题。我们现在的奋斗目标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置于这个大目标下，为此，我们的文章突出地提出文艺创作的时代性问题。文艺总是要为时代而书写，成为时代的旗帜。所谓“歌谣文理，与世推移”（刘勰），所讲的就是文艺时代性的道理。就内部规律而言，要尊重文艺自身发展的规律，“是为文学创作的文学，不是为文学本身以外的什么东西而创作的文学”（李大钊）。今天在实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某些文艺商人为了赚钱，迎合人性的低劣部分，使文艺成为金钱的奴隶，这是离开了文艺自身内部规律的。自古至今，真正的文艺所追求的就是真善美，引导人的精神积极向上。以上两点，看似矛盾，实则相辅相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时代性
———兼谈中国当代文艺家的历史责任
童庆炳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
［摘要］ 习近平总书记的文艺讲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他的讲话特别强调文艺的时代性问题。应当从党所领导的不同时期文艺运动的时代性入手，认识现今文艺时代性。首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习近平的文艺讲话在思想精神上是一贯的，但切入点不同。其次，文艺体现时代性，不等于局限于某个具体时代的那些事件上，更不等于一般的“宣传”。世界上的事情变化是复杂的。发生在一定时代的情景，在历史的发展中有时会一再出现。因此，切合时代的文艺作品，有时会超越时代，会再次产生它的巨大现实的影响。再次，文艺家应听从时代的召唤。我们在研究各种学问之外，之所以还需要文学，是因为文学与学问各有各的功能，文学的历史理性应当与人文关怀保持张力。今天的文艺家必须看到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以便真实深刻地反映我们的时代。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时代性；切合时代；超越时代；历史理性；人文关怀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５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会上作了重要的讲话。他的讲话重点阐明了文艺的时代性问题，涉及许多具有启发性的问题。他的讲话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想从历史语境的视域、学术的视野，结合习近平总书记的文艺讲话精神，初步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时代性问题，以供大家讨论和批评。
一、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
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五个时期：１．左翼作家联盟时期（１９３０—１９３６）；２．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１９３６—１９４９）；３．十七年时期（１９４９—１９６６）；４．“文革”时期（１９６６—１９７６）；５．新时期以来的社会转型期（１９７８—）。第五个时期是“文革”结束后解放思想的时期，这又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１９７８—１９９２年，主要是：把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的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改革开放的思想等。这些思想深入人心，但社会的经济建设仍处于摸索过程中，并未得到真正的大规模的发展；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式被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形成，社会经济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逐渐趋于成熟，这就是第二阶段发生的事情。本文所论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时期以来社会转型期（第五个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的时代性。
任何文艺思想都要随着历史环境和历史语境的变化而变化。晋代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早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又说“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接着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他总结了文章“蔚映十代，辞采九变”的状态，以此证明文学与时俱变，时代引导着文学的变化，时代作为文学和文学思想的历史环境和语境，有一种巨大的渗透作用，这是文学和文学思想发展的一条定律。
在当代，十七年时期，文艺思想在斗争中发展，也有不少新的文艺思想涌现出来：陆定一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理论阐释；周扬对那时“公式化、概念化”作品的批评及探索；茅盾的艺术性的文艺批评和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问题的研究；何其芳对《红楼梦》思想和艺术的新探索；张光年提出的“题材宽阔论”；王朝闻对毛泽东文艺思想阐释和艺术鉴赏理论的深入研究；胡风的“文学主观精神”论；朱光潜的文艺“审美实践论”；黄药眠的艺术和审美积累论；巴人的文艺人情论；秦兆阳的社会主义时代的现实主义论，等等，他们的思想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他们的这些新鲜思想是具有时代性的。当然，他们的思想在１９５７年之后和“文革”中一律遭遇到整肃。
当“文革”结束之后，建设现代化的目标真正地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社会不能不实行转型，由“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时期，转入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的和平经济建设新时期。本来这个“转型”应该在建国后，特别是土地改革运动结束后就开始实行的。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１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作的题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开幕词中说：“全国规模的经济建设工作业已摆在我们面前。”“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①这些具有宣告性的话语，表明了中华民族所经历的百年“危机时代”的基本终结，新的“和平建设时代”的开始。
但是，由于历史的惯性和“战时经验主义”，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仍然进行着。反映到文艺领域上面，“文艺从属于政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仍然被当成指针。文艺和文艺理论被看成是晴雨表，一次次政治运动都以文学理论和批评为其发端。１９５１年发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毛泽东批评文艺界“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②由此发动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思想批判运动。１９５４年发动了对《红楼梦》研究思想批判运动，俞平伯和胡适的文学思想被定性为“资产阶级唯心论”，并对之进行了政治性的围攻。１９５５年掀起了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大规模的批判运动，最后演变为全国性“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斗争中，丁玲、陈企霞、冯雪峰等一批著名的革命作家、理论家被错划为右派，他们的观点和创作被提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高度加以无情的批判和清算；１９６０年又发动了对“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批判，其中受批判的观点主要是巴人、王淑明、钱谷融等人的“人情”论、“人性”论、“人道主义”等；１９６６年史无前例的“文革”爆发，也是从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的。江青《在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的讲话》把文艺说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文艺界的所谓“黑八论”遭遇到猛烈的整肃，包括《早春二月》、《林家铺子》、《青春之歌》、《红日》等众多的优秀作品，也被说成是“封资修”的黑货，受到无理的粗暴的批判。这些批判运动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具体内容虽然不同，但有一个根本点是始终如一的：在“阶级斗争为纲”和“左”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往往把政治化的文学理论和批评结合在一起，把文学思想与政治斗争等同起来，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文艺几乎成为一次次政治运动的策源地。文艺被看成是政治走向的风雨表，政治斗争往往从文艺问题的争论抓起，文艺运动成为政治斗争的先兆。文学理论和批评问题成为社会的中心问题，成为人人都注目和关切的问题，成为人人都要学习和谈论的问题。这一方面表明文学理论“中心化”，看起来地位显赫；可另一方面则说明文学理论已与政治“并轨”，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理论不但失去了世界性的视野，而且没有丝毫的学科意识和科学追求。如此文艺思想话语完全不合时宜，它所带来的尴尬与“失态”由此显露无遗。这里的沉重教训之一，就是江青等人的思想是陈旧的，并且走到极端，完全丧失时代感。
让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建国前党领导文艺运动的历史，考察它与时代的关系，就会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
１９３０年—１９３６年左翼作家联盟时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中国共产党于１９３０年３月２日在中国上海领导创建的一个文学组织。鲁迅是左联的旗帜。左联是由“创造社”成员郭沫若（１９２６年成为激烈革命派），“太阳社”钱杏邨（１９２８年革命文学论争代表人物），“语丝派”的鲁迅、“文学研究会”（代表人物是《小说月报》的茅盾）等诸人，都在受到国民党的压迫下，受到苏联“拉普”派的影响下，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停止了内斗，把矛头一致转向对“新月派”（由胡适、徐志摩、梁实秋等“资产阶级代言人”组成）而于１９３０年初成立的。当时他们虽然团结了一大批作家，但是由于上海仍处在国民党的统治下，不具有主流的话语权。
鲁迅作为“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人，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文艺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左翼作家联盟”在１９３０年开始的时候，主要是揭露和批判反动统治所造成的社会黑暗，揭示人民群众的艰难困苦，而提倡“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其中又特别倡导“大众文化”运动，创作了一大批伟大的作品，如鲁迅的《故事新编》、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老舍的《骆驼祥子》等，还创作搜集了不少民间歌谣。到１９３６年，日本帝国主义正式发动侵华战争前夕，民族矛盾提升到第一位的时候，鲁迅说：“‘左翼作家联盟’五六年来领导和战斗过来的，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运动。这文学和运动，一直发展着；到现在更具体底地，更实际斗争底地发展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发展，是无产革命文学在现在时候的真实的更广大的内容。这种文学，现在已经存在着，并且即将在此基础之上，再受着实际战斗生活的培养，开起烂缦的花来罢。因此，新的口号的提出……是将这斗争更深入，更扩大，更实际，更细微曲折，将斗争具体化到抗日反汉奸的斗争，将一切斗争汇合到抗日反汉奸斗争这总流里去。”①显然，鲁迅看清了社会发展的阶段不同了，这是抗日时代了，所以“左翼作家联盟”要以“抗日反汉奸”的指针汇合到抗战的“总流”中去，文艺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左联”就此自动解散。这充分表现了鲁迅对时代变化的敏感反应，他充分理解文艺的现实性和时代性的极端重要性。
【获取全文】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２期：第21-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