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时代的中国文学 ——论新世纪中国文学

对话时代的中国文学 ——论新世纪中国文学

杨　扬

摘　要　新世纪中国文学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意味着中国文学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空间中生长，因此，对话构成了文学生长的基本特质。对话意味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沟通，落实在新世纪中国文学上，有着诸多具体的文学表现。新世纪中国文学跨区域、跨文化的扩张，使得对话的特质明显得到呈现，加之网络技术手段的支撑，新世纪文学以前所未有的高速高产方式不断生长，形成２１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

关键词　中国　新世纪文学　对话

将21世纪视作对话时代，并不是新世纪的突发奇想。如果要追溯这种对话的思想冲动，我们可以从更为遥远的思想史、文化史长河中获得宝贵的材料。但与今天的文化现实最为直接的联系，据美国哲学家 Ｌ．斯维德勒的研究，应该起始于上世纪60年代。在东西方阵营处于冷战状态的年代，人文研究者意识到独断论和绝对主义的思想偏颇，他们主张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应相互尊重，相互倾听，彼此交流，用一种对话的姿态，消除误解、敌意和隔阂。Ｌ．斯维德勒特别强调罗马教皇保罗六世在1964年曾明确主张东西方之间应该进行文化对话：“对话是当今的要求……是由行动的动态过程提出的要求，这个过程正在改变着现代社会的面貌。它是由社会的多元化和人在这一时刻和这一年龄已经达到的成熟性提出来的要求。无论他信教与否，他的世俗教育都使他能想、能说，并能有尊严地进行对话”①。    

上世纪80年代，冷战结束，人们感受到东西方阵营之间进行文化对话的可能，但现实生活中这种文化的对话远比想象缓慢。后冷战时期，不同文化共同体之间的敌意在局部地区甚至比冷战时期更厉害。据统计，从冷战结束到1993年初，全球共发生48场种族战争，单单是前苏联，就存在着164个“领土—种族要求和与边境有关的冲突”，其中30个卷入武装冲突②。所以，亨廷顿于上世纪90年代提出“文明冲突论”。在他看来，冷战结束之后，未来国际关系将由那些重要的文化共同体来主宰。“民族国家仍然是世界事务中的主要因素。它们的行为像过去一样受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的影响，但也受文化偏好、文化共性和文化差异的影响。对国家最重要的分类不再是冷战中的三个集团，而是世界上的七八个主要文明”③。亨廷顿关注的是国际关系的现实状况，他看到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并没有因为东西方阵营之间意识形态冲突的结束而变得太平起来，相反，战争依旧，甚至潜在的国际冲突危险依旧。在这种情况下，注重实际的国际事务专家以一种职业敏感，感受到文明之间对话的艰难。亨廷顿并不否认文明之间进行对话的可能，但在他看来，冲突的可能性更大。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一些人文学者提出了“文明对话”的主张。他们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需要文明对话。这不仅事关人类对自身安全和发展的信念，也涉及全球化的健康发展。如果文明对话能够充分展开，不同文明之间的恶斗内耗，才有可能消除。否则，人类将陷于另一种困境之中①。相对于国际关系研究和人文学术研究，新世纪中国文学对于对话的需求，似乎有着自己的诉求和表现形态。

【获取全文】《天津社会科学》2014（6）：:16-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