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新文化运动100 周年* 思想如何进入“文学”
《新青年》与新文学的思想性
季 剑 青（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作为一场影响深远的文学运动，“五四”文学革命是从《新青年》上围绕白话文学的讨论开始的。对于文学革命发生的过程，学术界已有大量论述，然而，由于现有的研究往往是从一个已经被常识化的“文学”观念出发，有关文学革命的一些基本的前提性的问题仍未得到充分的厘清，例如，最初在《新青年》上参与白话文学讨论的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他们在介入讨论时的“文学”观念是什么？相互之间有无分歧？为什么关于“文学”的讨论，是在《新青年》这样一个思想评论性的杂志上展开的，这场讨论又何以发展为一场意义重大的文学运动？对这些问题的重新检视和思考，要求我们把“文学”观念尽可能地陌生化和历史化，去探讨清末至民国初年“文学”观念的变迁以及这种变迁所依赖的历史语境。
大体而言，与“literature”相对应的现代“文学”观念在清末已经形成，并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为新式知识分子所接受，但这一强调文学独立性的新观念并没有自动地催生出新文学的实践。正是《新青年》发起的有关文学革命的讨论，由于引入了“白话”这一因素，松动了已经成形的“文学”的边界，为崭新的文学实践的出现创造了条件。这一时期的“文学”概念，恰恰是不稳定和开放的，并因而打开了文学与思想界交流和互动的渠道。表现在《新青年》杂志上，就是文学革命与思想运动之间的汇通乃至融合，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将新思想内化到自身之中的新文学。从诞生起，思想性就构成了新文学最核心的要素。
一、以“美术”为核心的“文学”观念及其与清末民初思想界的关系
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文学”并不是一个稳定的概念，有文章博学、文辞、文字之学、学术文化等多种义项。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晚清乃至民初，我们仍能看到“文学”的不同用法。这一时期一种较为流行的观念是把“文学”看作各类文字的总称，接近传统“文辞”或“文”的概念。与此同时，在传统的“文学”观念之外，伴随着西学的输入，“文学”获得了作为“literature”译语的新用法。根据蒋英豪的考察，最早明确地在“literature”的意义上使用“文学”一词的，是 1857 年英国传教士艾约瑟﹙Joshph Edkins﹚发表在《六合丛刊》第1号上的文章《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一文。但在此后二三十年的时间内，这个新用法并没有普及开来，直到1907 年前后，经由梁启超创办的《新民丛报》的推广，“文学”的现代意义才基本上确立下来。［1］其内涵是确立“文学”自身的规定性，换言之，即“文学”成为独立于其他文字的专门领域。
那么，构成“文学”自身规定性和独立性的要素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的解答与当时出现的另外一个新概念“美术”有着密切的关系。［2］严复对“美术”有一个简明扼要的定义：“夫美术者何？凡可以娱官神耳目，而所接在感情，不必关于理者是已。”［3］简单地说，“美术”是指那些形式上具有美感而诉诸人的情感的事物，具有“美术”特征的文字就是“文学”。黄人编纂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对“文学”的界定，即以此为标准：
以广义言，则能以言语表出思想感情者，皆为文学。然注重在动读者之感情，必当使寻常皆可会解，是名纯文学。而欲动人感情，其文词不可不美。故文学虽与人之知意上皆有关系，而大端在美，所以美文学亦为美术之一。［4］
黄人虽然把“能以言语表出思想感情者”纳入广义的“文学”，但他的重心显然在“纯文学”上。与黄人观点可相印证的是鲁迅的看法，在写于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中，鲁迅提出：“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5］鲁迅所谓“文章”即等同于“文学”。周作人也用“文章”
对译“literature”，他认为“文章”的目的是“表扬真美，以普及凡众之人心”。他又进一步将文章分为“纯文章”和“杂文章”，前者包括诗赋、词曲、小说等，后者则涵盖“书记论状”一类文字。［6］这与黄人对广义文学和纯文学的区分非常相似。
以“美术”为核心的“文学”概念内在地包含了一种区分的机制，其中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即是将“知意”、“究理”、“学术哲理”等思想性的表达排除在“文学”﹙“文章”﹚——至少是“纯文学”﹙“纯文章”﹚——之外。将思想论说排除在“文学”之外，涉及如何看待晚清已蔚为大观的报章文字的问题，而占据报刊——特别是政论杂志——的主体位置的正是论说文字。按照以“美术”为核心的“文学”观念，报章文字自然不能算是“文学”。20 世纪初期已出现美术之文与应用之文的区分，［7］报章之文追求以浅近文字传布思想，与“美术”概念格格不入，自当归入应用之文。
晚清以降报刊文章的兴起，对于新思想的传播厥功甚伟，对此梁启超有充分的自觉：“报馆之天职，则取万国之新思想，以贡于其同胞者也。”［8］梁启超本人的报刊文字更是风行一时，成为一种新的文体，对近代汉语书面语的变革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新的“文学”观念将思想性的表达排除在外，却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自身与晚清思想运动的隔绝。即如梁启超本人虽然是新的“文学”观念的奠基者之一，但几乎没有正面讨论过“文学”与晚清思想运动的关系，他提倡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基本上还是基于对传统文类的理解而展开的。
另外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是，以《清议报》新民丛报》为代表的政论杂志，在体现刊物主旨的论说文字之外，往往都设有“文苑”一类的栏目，收入诗歌、古文等文学作品，这种设置与应用之文和美术﹙文学﹚之文的区分，有隐隐相合的地方。但这类文学栏目多是作为点缀出现在杂志上的，地位远较论说文字为轻，这一点颇能提示“文学”在晚清思想界中的处境。
独立的“文学”观念使得“文学”处于文化空间中相对自足的位置上，与晚清民初活跃的思想界很少发生沟通和交流。民国初年一些知识分子曾试图改变这种局面，首先对“文学”抱以更大期待的是黄远庸。1914 年 2 月，黄远庸接办《庸言》，这是一份由梁启超创办的政论杂志，在带有发刊词性质的《本报之新生命》一文中，黄远庸特别提到了“文学”，认为文学最能够“激励感情”，对“表著民德，鼓舞国魂”意义重大。他计划“纂述西洋文学之概要”来影响“思想文化”，［9］在他主编的《庸言》第2 卷第 1、2 合期至第 6 期上，有意识地加重了文学翻译的分量。这与此前政论杂志上文学栏目偏居一隅的状态相比，在观念上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黄远庸对“文学”的理解是，“文学者，乃以词藻而想化自然之美术也”，“文学者，为确实学术以外之述作之总称，而通常要以美文为限”。不难看出，这正是以“美术”为核心的文学观念，强调的是文学的独立性。黄远庸一方面固守“文学”的边界，另一方又期望诉诸情感的“文学”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鄙人向日持论，谓今欲发挥情感，沟通社会潮流，则必提倡新文学。今欲? 发智慧，输入科学，综事布意，明白可观，则必提倡一种近世文体，使之合于文法及名学”。［10］这里所谓的“近世文体”，即是以传布思想发表论说为主旨的报章文体。问题在于，如果文学要“沟通社会潮流”，影响思想文化，就很难与“? 发智慧，输入科学”的论说文字判然两分。1915 年，在给《甲寅》主编章士钊的那封著名的信中，黄远庸更明确地将“新文学”的重要性放到了“论政”之文的前面，认为前者才是根本救济之法，并且明确指出，要使“吾辈思潮”“与现代思潮相接触”，与一般人生出交涉，只有通过“浅近文艺”一法，［11］却没有注意到，“思潮”本身往往就体现在“论政”之文当中。
章士钊对黄远庸的建议并不感兴趣，他重视的还是讲求逻辑的政论。《甲寅》杂志上虽然也开设“文苑”一类文学栏目，但和当时及此前大部分政论杂志一样，只是一种消闲性质的板块。［12］真正继承了黄远庸的思路的，是协助章士钊编辑《甲寅》的陈独秀。1915 年9 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自己的杂志《青年杂志》，这份思想评论性的刊物与《甲寅》有明显的渊源，［13］但与章士钊相比，陈独秀对文学显然有更大的兴趣。《青年杂志》不仅设有文学栏目，而且第一卷出的六期每一期封面上印的外国名人的肖像，有一半是文学家：屠格涅夫﹙第2 号﹚、王尔德﹙第3 号﹚、托尔斯泰﹙第4 号﹚。更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本人还写了介绍欧洲文艺思想的《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并且特别表彰托尔斯泰等西洋作家“非独以其文章卓越时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也”，［14］这与黄远庸看重西方文学影响思想文化之作用的思路非常接近。不过，细绎这句话的意味，不难体会在陈独秀那里，“文章”﹙文学﹚和“思想”仍是并立的存在，在强调文学的独立性方面，陈独秀较黄远庸有过之而无不及。要打破“文学”和思想之间的藩篱，还需要另外的契机，这就是胡适倡导的白话文学主张在《新青年》上的登场。
二、白话的引入对独立的文学观念的冲击
【获取全文】文艺理论与批评 2015 年第6 期：34-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