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子凡|重塑“瀚海” ——唐代瀚海軍的設立與古代“瀚海”內涵的轉變

劉子凡

“瀚海”作爲一個自漢代一直沿用到清代的重要邊疆地理概念，其內涵發生了明顯的重塑現象。漢唐時期文獻中所見的“瀚海”地理景觀都是指漠北的大型湖泊。武周時期曾以征伐瀚海爲名籌備瀚海道行軍，此後在北庭設立的軍鎮因之而名爲瀚海軍，於是又分化出了特指瀚海軍的西域“瀚海”。明代將西域“瀚海”與西域的大沙海混同，清代又在此基礎上將“瀚海”定爲蒙古戈壁沙漠，最終形成了“瀚海”內涵的轉變。從重塑“瀚海”的歷史過程，可以看到制度因素對於古人知識系統和世界認識的演變有著很大影響。

瀚海　北庭瀚海軍　漠北　西域

“瀚海”是中國古代重要的邊疆地理概念。漢代以來的文獻中不斷提到“瀚海”，但關於其具體所指卻有著戲劇化的差異，有湖泊、山脉、沙漠等多種截然不同的記述。近代以來對於“瀚海”的研究也是衆説紛紜，莫衷一是，有貝加爾湖、呼倫湖—貝爾湖、達來諾爾湖、天山北麓的湖泊沼澤、杭愛山、草原、沙漠、渤海等説法。[1] 可以説“瀚海”是中國古代邊疆地理概念中最爲撲朔迷離的一個。王子今先生試圖融合諸説，提出“瀚海”是形容西北及北邊似大海四際無涯的草原荒漠地貌。[2] 不過其説並未區分不同時期“瀚海”語義的差别，實際上有不少學者指出“瀚海”概念曾有明顯的轉變，兩漢至南北朝時期瀚海是指貝加爾湖或其他大型水體，至唐代“瀚海”出現了指代的寬泛化傾向，明清時期則是普遍將“瀚海”與荒漠等同起來。[3]

不過關於“瀚海”內涵轉變的原因，尚未見有完滿的解釋。安介生先生利用歷史地理詮釋學的方法，梳理了歷史時期對於“瀚海”及蒙古荒漠地區的認知進程，提出宋明時期“瀚海”有了指代荒漠的趨向，主要是因爲宋代無北征大漠之舉以及明代“九邊”內外的隔絕，由此產生了對蒙古荒漠地區認知的“迷失”與倒退。[4]這一説法恐怕並不準確，誠然中國古代對於北方草原的經略確實存在階段性，但這並不足以造成邊疆知識的徹底斷裂和根本性扭轉。實際上這一現象形成的背後有著很强的制度性因素，唐代以征行瀚海之意在北庭設立瀚海軍，在漢唐時期傳統的漠北“瀚海”概念之外，又重塑了一個專指瀚海軍的西域“瀚海”。後人不知其制度淵源而以西域大沙海比附，從而造成了“瀚海”水體—沙漠轉變。本文即擬以北庭瀚海軍的設立和影響爲核心，闡釋“瀚海”的內涵從湖泊被重新塑造爲戈壁沙漠的歷史過程，以窺見行政建制命名等制度性因素對古代知識系統和世界認知的影響。

“瀚海”原作“翰海”，最早見於《史記》。漢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大將軍衛青與驃騎將軍霍去病分兵出擊匈奴，大獲全勝。《史記·匈奴列傳》載：“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5]《史記·衛將軍驃騎列傳》亦載：“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登臨翰海。”[6]《漢書》的《霍去病傳》和《匈奴傳》記載與此大致相同，值得注意的是在《漢書·叙傳》中有“飲馬翰海”[7]之語，可見班固認知中的“翰海”是大型水體。關於《史記》中的“翰海”，後代又多有注解。南朝宋裴駰《史記集解》有：“如淳曰：‘翰海，北海名。’”又載：“張晏曰：‘登海邊山以望海也。’”唐司馬貞《史記索隱》有：“按：崔浩云‘北海名，群鳥之所解羽，故云翰海’。《廣異志》云‘在沙漠北’。”唐張守節《史記正義》曰：“按：翰海自一大海名，群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也。”[8] 雖然這三家注中所引如淳、張晏、崔浩等人觀點略有差别，但都將翰海視爲北方的湖海，《廣異志》更是直言其在漠北。此外，西晉張華《博物志》載：“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北伐單于，至瀚海而還，有北海明矣。”[9] 唐代《初學記》亦是據《漢書》云：“按北海，大海之别有瀚海。”[10] 也都是將霍去病所達之翰海與北海聯繫起來，當然這裏的北海應是泛指位於北方域外的大型湖海，翰海是其中之一。

漢代以後的文獻中皆稱之爲“瀚海”[11]。北魏時期對於瀚海的位置有了更加具體的描述。《魏書·蠕蠕傳》載：“隨水草畜牧，其西則焉耆之地，東則朝鮮之地，北則渡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磧。”[12] 則瀚海似是在大漠之北。然而，同書在記述神䴥二年（429）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北伐柔然的事蹟時又提到：“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渡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里。”[13] 這裏的瀚海看起來應是在今蒙古高原的東部地區。內田吟風即指出兩處“瀚海”的記載可能是指不同的地理景觀，第一處是指今貝加爾湖，第二處是指今達來諾爾湖。[14] 安介生也同意兩解之説，認爲分别是指貝加爾湖和呼倫湖—貝爾湖。[15]更加明確的紀録是《太平寰宇記》所引《入塞圖》，其中記載了自晉陽分别經懷荒鎮和沃野鎮兩條路抵達瀚海的里程。岑仲勉先生認爲《入塞圖》形成於唐代。[16]不過從地名來看，其記載的內容應當是反映了北魏以來對於北行路綫一些認識。其中沃野鎮一路記載：“又直北三千里至燕然山，又北行千里至瀚海。”[17]既然瀚海在燕然山之北，從地理位置判斷大概是指貝加爾湖。不過《魏書》中又有于巳尼大水，亦稱爲北海，其與瀚海的關係尚難辨明。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北魏時期的瀚海還是指北方域外的大型湖泊。

唐朝對於作爲地理景觀的“瀚海”的認識也是非常清晰的。貞觀年間魏王李泰曾主持編修《括地志》，其書已佚，所幸唐慧琳《一切經音義》中引有《括地志》關於瀚海的記載：

其中提到的“瀚海”顯然是一處長亘在匈奴故地的巨大水體，又有多條河流匯入。關於其地理位置，《括地志》説是在“流砂大磧”和“同羅、突屈”西北。“突屈”即突厥，“同羅”則是漠北鐵勒部落之一。大致可以理解爲瀚海在突厥、同羅等漠北主要部落之北。由此來看，“流砂大磧”應當也是指北方的大漠，而非唐朝文獻中一般所指的莫賀延磧等西北地方沙磧，畢竟莫賀延磧距離同羅等部過於遥遠。而這裏出現的“悉陵河”應是唐代文獻中的娑陵水，即今色楞格河。“獨邏河”或稱獨樂河，應即今土拉河，該河即是經鄂爾渾河、色楞格河注入貝加爾湖。結合“東西長亘匈奴”的描述，可以判斷唐初《括地志》中的“瀚海”明確是指今貝加爾湖。

此外，《舊唐書·天文志》中有：

這是唐代關於北方地理概念的一個有趣的描述：在漠北諸部中鐵勒、迴紇在薛延陀之北，而瀚海在迴紇之北，骨利幹又在瀚海之北。在這一套地理認識中，瀚海之北實際上還有大海，而且唐人已經瞭解到接近北極附近的極晝現象。結合今日的地理知識來看，這裏的瀚海顯然也是指向貝加爾湖。《舊唐書·薛延陀傳》載貞觀時期薛延陀一度“建庭於都尉揵山北，獨邏河之南”，“東至室韋，西至金山，南至突厥，北臨瀚海”[20]。其中關於瀚海與薛延陀、獨邏河的記述，與前引《括地志》《舊唐書·天文志》皆相符合。又唐後期李筌所著《太白陰經》中也有關於瀚海的記載：

北庭都護府位於今天山北麓，堅昆都督府則是在迴紇部之西北，也在漠北一帶。根據這裏提到的自北庭北行的路綫，瀚海無疑也是在漠北了。

總的來看，自漢代至唐代正史及地志中記載的作爲地理景觀的“瀚海”，大體上都是指漠北的大型湖泊，無論是其作爲水體的地理面貌還是位於北方的大致方位，都是很清楚的。南北朝至唐初文學作品中的瀚海，大致也都是水體的面貌。[22] 這應該是代表了這個時代對於地理景觀上的“瀚海”的普遍認識。

隨著貞觀年間不斷取得對外軍事勝利，唐朝在北方突厥、鐵勒等部廣設羈縻府州，並以瀚海等北方域外的地理景觀來命名。其中，貞觀二十一年（647）唐朝於迴紇部設立的羈縻府州即名爲瀚海都督府，自然是取自漠北的瀚海。由於受到突厥侵襲，瀚海都督親屬及一些迴紇部衆於武周長壽三年（694）遷徙到河西的甘州、涼州一帶，瀚海都督府也隨之僑置此地。[23] 根據西安出土《迴紇瓊墓誌》，瀚海都督迴紇瓊還曾參與平定安史之亂。[24] 不過隨著留在漠北的迴紇强勢崛起成爲草原新霸主，瀚海都督府的地位明顯衰落。此外唐高宗時還在漠北設立過瀚海都護府，但不久即改名爲安北都護府。[25] 無論是瀚海都督府還是瀚海都護府，最初設立之地都是在漠北，其名稱顯然也是來自漠北的瀚海。值得注意的是，瀚海都督府遷徙到河西，導致了“瀚海”作爲行政建制名稱第一次脱離了漠北。不過真正對“瀚海”內涵轉變產生主要影響的是北庭瀚海軍的設立與發展。

瀚海軍駐地在北庭都護府，即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吉木薩爾縣北庭故城遺址，其前身爲武周長安二年（702）設立的燭龍軍，長安三年即改名爲瀚海軍。然而一個設立於西域地區的重要軍鎮，爲何會以“翰海”爲名呢？先來看瀚海軍前身燭龍軍的命名。“燭龍”最早見於《山海經》，其書《大荒北經》載：“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是燭九陰，是謂燭龍。”[26] 又《海外北經》載：“鐘山之神，名曰燭陰。”[27] 則在《山海經》的地理系統中“燭龍”應在西北。不過漢代《淮南子》中已稱：“燭龍在雁門北。”[28]《水經注》中亦有“南徑鐘山，山即陰山”[29]之語，由此看來“燭龍”又似在北方的雁門與陰山之間。[30] 在唐代“燭龍”被明確看作是北方的代表，東都宮城乾元殿的北門即名爲燭龍門。更值得注意的是，貞觀二十二年（648）唐朝一度從設於漠北迴紇部的瀚海都督府中分出數州，其中在迴紇東北俱羅勃部所置的羈縻州即名爲燭龍州。聯繫到迴紇部的瀚海都督府，唐代北庭軍鎮名稱中的“燭龍”與“瀚海”，顯然都是與漠北迴紇及其周邊部落有關。

北庭的軍鎮取名於漠北，實際上是其經營北方草原戰略的體現。唐高宗龍朔元年（661），迴紇聯合同羅、僕固等部犯邊，唐朝在次年才重新平定鐵勒諸部。這次戰亂影響甚廣，根據吐魯番出土《唐龍朔二、三年西州都督府案卷爲安稽哥邏祿部落事》文書，[31] 位於金山（今阿爾泰山）一帶的哥邏祿部就是受迴紇等部影響而南遷到天山北麓的庭州附近，由於當時庭州力量薄弱，需要由西州都督府與漠北的燕然都護府來協商解決哥邏祿部落的安置問題。這已經顯示出天山北麓地區與漠北草原的局勢有著很强的關聯性。庭州一帶也是北方草原進入西域的重要通道，隨著突厥汗國的復興，庭州開始具有了從西面鉗制突厥的重要戰略地位。[32] 垂拱元年（685），鐵勒再次出現動蕩，唐朝就曾命田揚名率金山道西突厥兵從西面進軍征討。可見雖然地理上相隔遥遠，但從唐朝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來説，位於西域的天山北麓地區卻是與漠北草原有著直接的聯繫。

作爲軍鎮的瀚海軍，其名字很可能就是直接來自於此前針對北方草原的行軍。長壽三年（694）三月，武后下詔大舉征討突厥。《新唐書·突厥傳》載：

這次征討突厥的十八將軍中，就有瀚海道總管田揚名。我們無法確知田揚名當時的具體官職，但《舊唐書》載其曾任安西都護，[34] 聯繫到前述其率領金山道西突厥兵的事蹟看，田揚名的瀚海道行軍是從西域出兵大致是没有問題的。根據《資治通鑑》所載，此次征行很快就因爲突厥撤兵而終止。然而在同年八月，朝廷“以王孝傑爲瀚海道行軍總管，仍受朔方道行軍大總管薛懷義節度”[35]。大致以瀚海道行軍爲名的戰略籌備至少延續了五個月。吐魯番出土《武周天山府下張父團帖爲新兵造幕事一》文書中有：“被瀚海軍牒，准□□西州諸府兵幕回日卻內（納）”，其書寫時間大致在載初元年（689）至久視元年（700）間。[36] 這裏出現的“瀚海軍”應當就是指田揚名、王孝傑先後率領的瀚海道行軍。[37]

唐代行軍皆稱爲“某某道行軍”，這種以行軍路綫命名的方式，有時是以出發地點爲名，但很多情況下也會以征行目的地爲名。例如，唐朝永徽二年（651）征討西突厥時有弓月（今新疆伊寧附近）道行軍，龍朔元年（661）征伐高麗時有平壤道行軍，咸亨元年（670）薛仁貴出征吐蕃爲邏娑（今西藏拉薩）道行軍等等。如上文所述，唐初是很明確地將“瀚海”看作漠北的地理景觀，那麼武周時期征討突厥的瀚海道行軍，實際上也是以征行的目的地來命名。可見，作爲瀚海道行軍籌備地點的庭州、西州等地，只是因這樣一種特殊的行軍命名方式，才與瀚海實際所在的漠北聯繫起來。

另外，高宗、武后時期是唐代軍事制度發生轉變的關鍵時期。唐初以行軍爲主，戰爭結束後臨時集結的兵士就散歸各處。而自高宗時代開始，唐朝面對吐蕃等勁敵難以靠行軍取得決定性勝利，只得轉而不斷加强邊疆長期駐防的兵力，從而逐漸形成以軍鎮爲主的形勢。[38]一些最早出現的軍鎮很多都是由行軍長期駐扎而形成，如隴右最早的軍鎮河源軍就是來自河源道行軍，[39] 河西最大的軍鎮赤水軍可能也是源自赤水道行軍， [40]而河東的天兵軍在武周時期也是行軍而非軍鎮。[41] 在此背景下，設立於北庭的軍鎮瀚海軍，很可能也是取名於瀚海道行軍。從燭龍軍很快改名瀚海軍，或許也是朝廷考慮到了這種延續性。

瀚海軍設立之後成爲天山東部地區的軍事中心，北庭節度使設立後瀚海軍更是成爲其核心力量，在唐朝經營西域及北方草原的戰略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通典》載北庭節度使“防制突騎施、堅昆、斬啜”[42]，其中的“堅昆”指置於漠北結骨部的堅昆都督府，而“斬啜”即是指突厥可汗默啜，這也體現出北庭東向防禦突厥等草原部落的戰略地位。又前引《太白陰經》將通瀚海的道路記録在北庭都護府條目下，也反映出以北庭經略漠北瀚海的意圖。由此來看，設立於北庭的軍鎮以瀚海爲名，還是保留了希望統禦或威懾漠北的遥遠意向。但相比於瀚海道行軍，瀚海軍名稱中的“瀚海”又失去了行軍目的地那種直接聯繫。由此，唐代作爲軍鎮名稱的“瀚海”與作爲實際地理景觀的“瀚海”開始出現地理位置上的分離。

玄宗時代唐朝在西域的統治達到全盛，北庭節度使和瀚海軍的影響力也與日俱增，儼然成爲了唐朝經營西域的“地理座標”之一。此時也開始出現把瀚海軍省稱爲“瀚海”的現象。張九齡草擬的《敕突厥可汗書》中提到：“兒若總兵西行，朕即出師相應，安西、瀚海，近已加兵，欲以滅之，復何難也？”[43] 這裏是唐玄宗希望拉攏突厥以對付突騎施。唐朝在西域設有安西、北庭二都護府，此敕中的“安西”無疑是指安西都護府，那麼與其並列的“瀚海”應當就是指北庭都護府的瀚海軍。中唐時人沈亞之《隴州刺史廳記》中有：“昔制戎於安西、瀚海之時，而隴、汧去塞萬三千里。”[44] 這裏的“安西、瀚海”與上文所引張九齡草擬的敕書一樣，也是指安西都護府和北庭的瀚海軍。

需要順帶一提的是，岑參在天寶末年曾任北庭節度判官，其詩詞中見有兩處“瀚海”。一是《陪封大夫宴瀚海亭納涼》，其中的封大夫即北庭節度使封長清，一般認爲這裏的“瀚海亭”可能就是因瀚海軍而得名。[45] 另一處是岑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詩中的名句“瀚海闌干百丈冰，愁雲慘淡萬里凝。”關於這裏的“瀚海”，學者們衆説紛紜，有大沙漠、杭愛山、天山陰崖（險隘深谷）、天山天池等多種説法。[46] 筆者以爲，岑參此處所言“瀚海”可能並非實指北庭附近的某處地理景觀。唐代詩人喜好“以漢代唐”，例如岑參詩中反復出現的“輪臺”只是用了漢代輪臺的意象，詩詞描述的場景都是在唐代的北庭城而非輪臺縣。[47] 又如其《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詩中有“三軍大呼陰山動”，陰山在漠南草原，即北庭之東，封常清自北庭西征不會到達陰山，這裏也只是借用漢代典故。由此來看，“瀚海闌干百丈冰”中的“瀚海”或許也只是詩人運用的文學意象，而不必詳究。

敦煌所見晚唐五代歸義軍時期文獻中，也見有稱瀚海軍爲“瀚海”的現象。敦煌莫高窟《唐宗子隴西李氏再修功德記》碑文中有：“殄勁寇於河、蘭，馘獯戎於瀚海。”[48] 這是在讚頌歸義軍節度使從吐蕃手中收復河隴的功業，其中的“河、蘭”是指東面的隴右河州、蘭州，那麼與之對應的“瀚海”應當就是西面的瀚海軍。這一點在時代稍晚的《龍泉神劍歌》中體現的更加明顯，此歌見於敦煌藏經洞所出P. 3633v文書，作於唐末五代之際的西漢金山國時期，歌辭中有：

很明顯，這裏的“瀚海與西州”中的“瀚海”，就是所謂“西取天山瀚海軍”中的瀚海軍。

從上述例子可以看出，玄宗時期以後唐人在很多情況下是會將瀚海軍直接省稱“瀚海”。這樣由於瀚海軍位於西域，當將其簡稱爲“瀚海”時，也必然會造成另一個有别於漠北“瀚海”的西域“瀚海”。不過在唐人的意識中，此一西域“瀚海”的指向性是十分明確的，就是指作爲軍鎮的北庭瀚海軍，大致是没有與作爲地理景觀的漠北瀚海混淆。

不過即便唐人能够清楚地區分瀚海軍與漠北的瀚海，西域“瀚海”概念的出現還是使得“瀚海”一詞開始具有了表徵西方的意義。如沈亞之《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策》中有：

其中的 “瀚海已東”之地皆是河西、隴右諸州，那麼應當還是指北庭瀚海軍以東。這裏的“瀚海”就被作爲一個西部邊疆的地理標誌。又如敦煌P. 2555“陷蕃詩”寫卷中《秋中霖雨》一詩有：“西瞻瀚海腸堪斷，東望咸秦思轉盈。”[51] 陳國燦先生指出此詩的作者爲公元910年奉命出使吐蕃的西漢金山國人，他被吐蕃拘禁於隴右的臨蕃城。[52] 此詩大致就作於其出使羈旅之中，“瀚海”與表示關中的“咸秦”相對，也是代表了一種西方的意向。總之，隨著唐代瀚海軍的崛起，“瀚海”一詞也逐步分化出了西域“瀚海”的説法。

漢唐時期的文獻中，似未見有非常明確的以瀚海指代沙漠的例證。及至宋代才見有以“瀚海”或“旱海”來指代宋初靈州以南的沙磧。安介生認爲宋代“瀚海”與“旱海”可以相互取代。[53] 然而葉凱通過詳細考證指出，宋代指代靈州沙磧的“瀚海”原本皆作“旱海”，宋人對其的區分是較爲明確的，後世傳寫訛誤導致“旱海”誤作“瀚海”。[54] 葉凱的説法應該更符合宋代的情況，如《宋史·樂志》所載“淳祐祭海神十六首”中就有“北海位奠玉幣，《瀚安》：翰海重潤，地紀亦歸”[55]。説明宋代還是有以瀚海爲北海的觀念，後代訛改“旱海”爲“瀚海”可能是在普遍以“瀚海”泛稱沙漠的明清時期。

蒙元時期“瀚海”重新成爲文獻中常見的地理概念。劉郁《西使記》云：“自和林出兀孫中，西北行二百餘里，地漸高。入站，經瀚海，地極高寒，雖酷暑，雪不消……今之所謂瀚海者，即古金山也。”[56] 從劉郁的行程看，其所謂“瀚海”大致是指自今杭愛山至阿爾泰山的廣袤山地。王惲《玉堂嘉話》更是明確指出：“瀚海，桁海。”[57] 應是指杭愛山。但是在耶律楚材《西遊録》中，“瀚海”又呈現出不同面貌。其文曰：

耶律楚材提出在别石把城（Beš-baliq，即唐代北庭瀚海軍之地）西北别有一瀚海，明顯是指某一大型湖泊。其所謂禽鳥落羽之説，應是本自前引崔浩“群鳥之所解羽，故云翰海”的注文，但他叙述瀚海在北庭西北數百里，未知本自何處，或許是來自當地所聞。按元人對於瀚海軍有明確的認識，有時甚至直接以瀚海軍代稱北庭之地，如《元史·阿剌瓦而思傳》所載“從帝親征，既破瀚海軍，又攻輪臺”[59]云云。或許正是因爲受了瀚海軍置軍西域的誤導，耶律楚材認爲作爲地理景觀的瀚海應與瀚海軍同在西北。唐人遺留下來的兩個“瀚海”的問題已經開始造成了地理景觀的混淆。

明朝永樂年間陳誠等人出使西域諸國，陳誠記録的此行見聞，直接引發了將西域“瀚海”等同於沙海的轉變。陳誠《西域番國志》中載：

魯陳城即唐代柳中縣，在今吐魯番地區的魯克沁，其東南即今庫魯克塔格沙漠。在維吾爾語中，“庫魯克塔格”意爲“乾燥的山”。陳誠很明確地記載，明初當地夷人將這一片沙漠稱之爲“瀚海”。而此前與當地相關的文獻中從未見有這種稱呼。吐魯番出土高昌國時期文獻中見有“守海”之説，如《建□某年兵曹下高昌橫截田地三郡爲發騎守海事》文書。[61] 一般認爲其所守之“海”爲沙海之意，即是指庫魯克塔格沙漠，由此可向東南通到敦煌。[62]唐代稱之爲“大海道”，敦煌P. 2009唐代《西州圖經》中即載有“大海道。右道出柳中縣界，東南向沙州一千三百六十里，常流沙，人行迷誤”[63]云云。唐代《元和郡縣圖志》更是明確記載柳中縣東南有“大沙海”，這應是對這片沙漠的官方稱呼。[64] 總之，無論是高昌國時期的“守海”還是唐代“大海道”“大沙海”，皆未見有稱“瀚海”者。宋代王延德出使西域，《宋史·高昌國傳》中記載了其經伊州至高昌的行程，也未提到此沙漠爲“瀚海”。[65] 由此看來，陳誠的這一見聞應是當地夷人的訛傳。

如前文所述，漢唐時期作爲地理景觀的瀚海一直是指漠北的大型湖泊，唐代才分出一特指瀚海軍的西域“瀚海”。然而後代人可能並不理解瀚海軍軍名的寓意是征伐漠北瀚海，誤以爲西域必定有“瀚海”地理景觀才會以“瀚海”命名軍鎮。前引耶律楚材《西遊録》中關於西北湖泊“瀚海”的説法，應該就是這種情況的反映。陳誠所謂夷人將大沙海稱爲“瀚海”，大致也是如此。按唐代大沙海在西州，剛好屬於北庭節度使的軍事管轄範圍之內。由此來看，將大沙海比附爲“瀚海”，就是與瀚海軍有關。一種可能是當地人不知瀚海軍原意，用大沙海來比附“瀚海”。另一種可能是當地人表達的是類似“旱海”的意思，而陳誠誤以瀚海軍之“瀚海”來比附。無論如何，是明代對於西域“瀚海”概念的延伸才最終導致其與西域的地理景觀相混淆。

陳誠的記述影響極爲深遠，明代官修的《大明一統志》中就直接沿用了這一説法，云“瀚海，在柳陳城東地，皆沙磧，若大風則行者人馬相失，夷人呼爲‘瀚海’”。[66] 以“瀚海”爲大沙海就成爲了明代的官方説法。按照這樣一種認知，“瀚海”應當是特指今吐魯番東南庫魯克塔格沙漠這一片較小的區域。但若是不明了漠北、西域兩“瀚海”之别，認爲只存在一個瀚海，就很容易產生疑問。如明代學者周祁就質疑晉代張華《博物志》以“瀚海”爲北方海水，而不知“瀚海”爲火州柳城之沙磧。[67] 可見，在“瀚海”沙漠説流行的情況下，漢唐時期普遍認知中的北方湖泊説開始受到質疑。清代學者更是由此推廣延伸，將蒙古戈壁也稱爲“瀚海”，並將其作爲內、外蒙古的界限。[68] 這實際上是將西域“瀚海”演化出的訛誤與漠北“瀚海”的地理方位嫁接，混合成了一種全新的認識。乾隆時官修的《御批歷代通鑑輯覽》中對“登臨瀚海”做注曰：“在蘇尼特之北，喀爾喀之南，其西接伊犁界。”[69] 這一“瀚海”區域爲內、外蒙古間廣闊的荒漠地區，亦即漢唐時期區隔漠南、漠北的大漠。此書爲乾隆皇帝御批，在當時影響極大，“瀚海”指蒙古戈壁沙漠遂成爲清代官方定論。在清代各種官修文獻和史地學者的研究著作中，也大都將蒙古荒漠稱爲“瀚海”。至此，“瀚海”的內涵也完成了從指代湖泊到指代戈壁沙漠的轉變。

圖1　“瀚海”相關地理概念示意圖

“瀚海”作爲一個自漢代一直沿用到清代的邊疆地理概念，在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中，其內涵發生了明顯的重塑現象。在漢唐時期，文獻中所見作爲地理景觀的“瀚海”都是指漠北的大型湖泊，而且很多情況下明確指向貝加爾湖。唐初在漠北迴紇部置瀚海都督府也是這一認識的延續。武周時期曾以征伐瀚海爲名籌備瀚海道行軍，此後在北庭設立的軍鎮因之而名爲瀚海軍。隨著瀚海軍影響力的擴大，出現了瀚海軍省稱“瀚海”的現象，於是又分化出了西域“瀚海”。明代將特指瀚海軍的西域“瀚海”與西域大沙海混同，清代又將“瀚海”定爲蒙古戈壁，最終形成了“瀚海”專指戈壁沙漠的內涵轉變。

縱觀重塑“瀚海”內涵的歷史過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制度因素對於古代知識系統和世界認識所產生的影響。安介生將“瀚海”內涵的轉變歸結爲後代對蒙古荒漠地區認知的倒退與“迷失”。然而如果以陳誠記述夷人之説爲標誌，直接導致“瀚海”內涵由湖泊變爲沙漠的觸發點是在西域，而非蒙古地區。如上述漢代到北魏再到唐代，對北方的經營也是階段性的，但是對於“瀚海”地理景觀的認識並没有太大變化。真正引發“瀚海”內涵轉變的是唐代北庭瀚海軍的設立，後代人在不理解唐代軍事制度的情況下，就很容易出現以西域地理景觀隨意比附的現象。這與其説是對地理認知的迷失，不如説是對前代制度認知的迷失。總之，通過對“瀚海”內涵的考察，可以看到制度因素可能會比我們此前想象的更加深入地影響古人的認知世界，或者説制度變遷也應當成爲我們觀察中國古代思想文化演進的重要載體。

[作者劉子凡，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隋唐五代十國史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員]

[1] 貝加爾湖説，見〔日〕內田吟風撰，余大鈞譯《〈史記·匈奴傳〉箋注》，《北方民族史與蒙古史譯文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7頁。呼倫湖—貝爾湖説，見《辭源》，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1901頁。達來諾爾湖説，見田久川《瀚海考辯》，邱洪章主編《地名學研究》第2集，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93—197頁。天山北麓的湖泊沼澤説，見李樹輝《瀚海新考——兼論〈辭源〉、〈辭海〉相關詞條的釋義》，《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4期。杭愛山説，見岑仲勉《自漢至唐漠北幾個地名之考定》，《中外史地考證》，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67—72頁。水草豐美的高原土地（蒙古語Khangai）説，見〔日〕海野一隆撰，辛德勇譯《釋漢代的翰海》，《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1年第1期。沙漠説，見《大辭典》，臺北，臺灣三民書局，1985年，第180頁。渤海説，見傅今純、紀思：《“瀚海”、“狼山”應何在？》，《固原師專學報》1995年第1期。

[2] 王子今：《“瀚海”名實：草原絲綢之路的地理條件》，《甘肅社會科學》2021年第6期。

[3] 參見應曉琴、黃珅《瀚海考》，《華東師範大學學報》2006年第5期；安介生《“瀚海”新論——歷史時期對蒙古荒漠地區認知進程研究》，安介生、邱仲麟主編《邊界、邊地與邊民——明清時期北方邊塞地區部族分佈與地理生態基礎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9年，第3—64頁。

[4] 安介生：《“瀚海”新論——歷史時期對蒙古荒漠地區認知進程研究》，第3—64頁。

[5]《史記》卷一一〇，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911頁。

[6]《史記》卷一一一，第2936頁。

[7]《漢書》卷一〇〇下，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4254頁。

[8] 以上《史記》三家注內容，見《史記》卷一一〇，第2911頁。同書卷一一一，第2937—2938頁。

[9] [晉]張華撰，范寧校證：《博物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10—11頁。

[10] [唐]徐堅等著：《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15頁。

[11] 一般認爲，“翰海”在漢代以後通稱“瀚海”。和談、江韻等先生提出“瀚海”最早見於《三國志》，但應曉琴、黃珅則指出漢末已有“瀚海”一詞。見和談《“瀚海”本源辨正》，《蘭台世界》2012年第12期；江韻《“翰海”、“瀚海”詞義考辨》，《文教資料》2013 年第35 期；應曉琴、黃珅《瀚海考》，第101頁。

[12]《魏書》卷一〇三，北京，中華書局，第2291頁。

[13]《魏書》卷一〇三，第2293頁。

[14]〔日〕內田吟風撰，余大鈞譯：《蠕蠕、芮芮傳箋注》，《北方民族史與蒙古史譯文集》，第56—61頁。

[15] 安介生：《“瀚海”新论》，第14页。

[16] 岑仲勉：《評沈垚懷荒鎮故址説》，《中外史地考證》，第201頁。

[17] [宋]樂史撰，王文楚等點校：《太平寰宇記》卷四九，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1036頁。

[18] 徐時儀校注：《一切經音義三種校本合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839頁。

[19]《舊唐書》卷三五，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304頁。

[20]《舊唐書》卷一九九下，第5344頁。

[21] [唐]李筌：《神機制敵太白陰經》卷三《關塞四夷篇》，《叢書集成初編》，上海，中華書局，1937年，第73頁。

[22] 應曉琴、黃珅：《瀚海考》，第102頁。

[23] [宋]王溥：《唐會要》卷九八《迴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067頁。

[24] 濮仲遠：《瀚海都督伏帝難考論——迴紇瓊墓誌再探》，《陰山學刊》2015年第5期。

[25] 關於瀚海都護府以及其與燕然都護府、單于都護府等的關係，學界尚有爭論，見譚其驤《唐北陲二都護府建置沿革與治所遷移——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札記》，《長水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63—277頁；樊文禮《唐代單于都護府考論》，《民族研究》1993年第3期；艾沖《唐代安北都護府遷徙考論》，《陝西師範大學學報》2001年第4期；李宗俊《唐代安北單于二都護府再考》，《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2期；李丹婕《瀚海都護府與瀚海都督府之辨——兼及唐前期管轄北方遊牧部族勢力的軍政建制及其調整》，《民族研究》2019年第6期。

[26]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92年，第499頁。

[27] 袁珂校注：《山海經校注》，第277頁。

[28] 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卷四《墬形訓》，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第362頁。

[29] [北魏]酈道元著，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卷三，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第79頁。

[30] 參見周述春《釋“燭龍”》，《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8年第3輯。

[31] 榮新江、李肖、孟憲實主編：《新獲吐魯番出土文獻》，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308—325頁。

[32] 詳見劉子凡《瀚海天山——唐代伊、西、庭三州軍政體制研究》，上海，中西書局，2016年，第213—231頁。

[33]《新唐書》卷二一五上，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6045頁。

[34]《舊唐書》卷一九八，第5304頁。

[35] 《資治通鑑》卷二〇五，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6495頁。

[36] 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圖録本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52頁。

[37] 劉子凡：《瀚海天山——唐代伊、西、庭三州軍政體制研究》，第226—229頁。也有學者認爲此處的“瀚海軍”就是指設立於北庭的軍鎮瀚海軍，見孟憲實《唐代前期軍鎮研究》，北京大學博士論文，2001年，第83—84頁；孫繼民《唐代瀚海軍文書研究》，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85—86頁。

[38] 相关研究见〔日〕濱口重國《府兵制度より新兵制へ》，原载《史学雜誌》第41編第12号，1930年，此据氏著《秦漢隋唐史の研究》上卷，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66年，第3—83页；〔日〕菊池英夫《節度使制確立以前における「軍」制度の展開》，《東洋學報》第44卷第2期，1961年；孫繼民：《唐代行軍制度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年。

[39] 孟憲實：《唐代前期軍鎮研究》，第71—72頁。

[40]〔日〕菊池英夫：《節度使制確立以前における「軍」制度の展開》，第54—88页。

[41] 唐長孺：《唐書兵志箋正》，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47—48頁。

[42] 《通典》卷一七二《州郡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第4479頁。

[43] [唐]張九齡撰，熊飛校注：《張九齡集校注》卷一一，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第634頁。

[44]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八〇一，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第4238頁。

[45] [唐]岑參著，陳鐵民、侯忠義校注：《岑參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 年，第190 頁；和談：《“瀚海闌干”新解》，《中國文化研究》2012年冬之卷，第109頁。

[46] [唐]岑參著，陳鐵民、侯忠義校注：《岑參集校注》，第196頁；柴劍虹：《“瀚海”辨》，張忱石等編：《學林漫録》二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第211—216頁；劉維鈞：《唐代西域詩句釋地》，《新疆大學學報》1984年第4期；應曉琴、黃珅：《瀚海考》，第102—103頁。

[47] 薛天緯：《岑參詩與唐輪臺》，《文學遺產》2005年第5期。

[48] 録文據陳尚君輯校《全唐文補編》卷一三八，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1687頁。

[49]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6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59頁。

[50] [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四九二，第2517頁。

[51] 《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第15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36頁。

[52] 陳國燦：《敦煌五十九首佚名詩歷史背景新探》，《敦煌吐魯番研究》第2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87—100頁。另可參考楊富學、蓋佳擇：《敦煌寫卷“落蕃詩”創作年代再探》，《絲路文明》第2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

[53] 安介生：《“瀚海”新論》，第27頁。

[54] 葉凱：《北宋“瀚海”新考——兼論唐宋時期靈州地理環境的變遷》，《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8年第1期，第61—73頁。

[55]《宋史》卷一三六，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202頁。

[56] [元]劉郁：《西使記》，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4頁。

[57] [元]王惲：《玉堂嘉話》卷三，[元]王惲著，楊亮、鍾彥飛點校：《王恽全集匯校》卷九五，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850頁。

[58] [元]耶律楚材著，向達校注：《西遊録》，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2頁。

[59]《元史》卷一二三，第3026頁。

[60] [明]陳誠著，周連寬校注：《西域番國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110—111頁。

[61] 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圖録本壹，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67頁。

[62] 新疆博物館考古隊：《吐魯番哈喇和卓古墓群發掘簡報》，《文物》1978年第6期，第4頁；唐長孺：《吐魯番出土文書所見唐代軍事制度》，《山居存稿》，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第339頁。

[63]《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文獻》第1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6頁。

[64] [唐]李吉甫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卷四〇，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032頁。

[65]《宋史》卷四九〇，第14111頁。

[66] [明]李賢等撰：《大明一統志》卷八九《外夷·火州》，西安，三秦出版社影印天順本，1990年，第1375頁。

[67] [明]周祁：《名義考》卷四，民國湖北先正遺書本。

[68] 安介生：《“瀚海”新論》，第39—45頁。

[69] [清]傅恒等：《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一五，《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影印本，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5年，第3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