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学性问题的探讨与争议由来已久，若干对立的阐述范畴应运而生。本质主义与非本质主义之争是一个重要的对立项。本质主义认为作为文学原生本质的文学性可被描述清楚。非本质主义认为文学性与复杂的历史语境与文化场域紧密关联，并无独立自主和停滞不动的语义疆界，只有在非文学形态的参照下，文学才能大致确证文学性的存在。文学内外之争是另一个对立项。有人认为，文学性只能求诸文学文本内部，把文本之门关闭后，在叙述、修辞、语体、句法等“形式”层面求索，才能揭秘文学性。另有人反对这种文本关门主义，认为文学不过是镜像——文本之外的作家、世界、读者等要素，莫不参与文学性的生成。关于文学性是否只存在于典型的文学文本中，又带来另一种争议。有人认为文学性如同幽灵，并不固守于常见的文学文本中，哲学、历史与法律典籍、新闻报导、广告词、政论，乃至于人们的日常言语，无不弥漫和播撒着文学性，似乎语言所及之处，都因能指与所指的错位而生成某种暧昧的文学性。这种旨在穿透文学与非文学界限的文学泛化论，难免会因为挑战文学性常识而激发辩护。另有争论聚焦于文学性的把握方式，是诉诸印象直觉、默会或神启式的感性直观，还是仰赖抽象、严密而精确的理性辨析，也构成了另一种持久未决的对峙。诸如此类对立项还可列举一些，关于文学性的真义在这些争执中并非“越辩越明”，反而迷雾重重。细究之下，这些争论背后依然默享一个共识，即不否认文学性本身的存在。本文拟辨析文学性存在的几种特征，虽无法解决以上争议，但或可澄清或重申关于文学性的某些基础认识。
一 文学性的常与变
罗曼·雅各布森在20世纪初首先提出了文学性这一概念，“文学科学的对象并非文学，而是‘文学性’，即使一部既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性”。此后，多种理论多方取道，但始终无法锁定文学性内核。俄国形式主义率先将文学性作为一个问题提出，其充分肯定了文学的自主性，认为文学性的根由在于它的语言形式特性，其意图反拨俄国历史文化学派的主张，改变文学作为社会政治附属物的惯常看法。形式主义理论认为，文学的独特性在于它刺激人们从日常语言的麻木钝感中觉醒，以“陌生化”的方式增加语言感知理解的难度和时长。人们不难发现，根据形式主义理论，媒介时代下的影像、广告等在语言运用上同样具有文学语言的陌生化效果。正如伊格尔顿所言，形式主义者眼中的文学性“是由一种话语与另一种话语之间的种种差异性关系所产生的一种功能：‘文学性’并不是一种永远给定的特性。他们一心想要定义的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即语言的某些特殊用法，但这种用法是既可以在‘文学’作品中发现，也可以在文学作品之外的很多地方找到的”。文学语言在与日常和科学言语的对比中显示出自身的异质性，文学本体正是在与“他者”的参照中来表征自我为何物的。文学性的本质主义考察试图探寻四海皆准、百世不悖的文学准则，将文学归入普遍适用的范畴中，于是有了文学是虚构、语言、审美、现实反映、无意识表征等等一系列文学特征概括，但是却没有一条具体的文学特征能将文学本质完全囊括，文学总是不断逸出这些特征，或者融合多种特征于一体。这样，一个稳定而具有普适性的文学本质概括难免失效。
伊格尔顿借用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理论来探析文学性，既不诉诸本质主义，也不诉诸独断论：“以类似家庭性理论，即一个类别中的成员可以通过各种中间事例和其他成员发生联系”，认为文学作品共同享有多数特征，揭示了“文学一词的用法具有家族类似意义上的交叉重叠特色”。在其理论框架中，虚构性、道德性、语言性、非实用性、规范性等，诸如此类都是文学作品的特征，这些特征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无法机械分割，并简单量化。其中任一特征都不足以构成文学的充分条件，所有这些特征也不是构成文学的必要条件。文学成为文学的特征可以是单义的，也可以是复合的，而不同作品虽在特性上未必同属一类，但却在更大的文学网络中与其他作品互通共享。正如韦勒克、沃伦所说：“须知每一文学作品都兼具一般性和特殊性，或者更好的说法是兼具个性和一般性。个性与全然特殊和独一无二性质有所不同。就像一个人一样，每一文学作品都具备独有的特性；但它又与其他艺术作品有相通之处，如同每个人都具有与人类，与同性别、同民族、同阶级、同职业等的人群共同的性质。”同时，文学特征显现与文学功能的不断变迁紧密相关，所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因此，文学性是变动不居的。如果说层叠累积的“历史”塑造着文学传统，那么不断更新的“时代”却延伸着文学传统，并为其添增新质。尽管不同时代的文学有不同形态，不同认知主体的文学理解会有差异，但是文学性会不断沉淀为一种心理体验和审美体验，形成一种美学上的集体无意识，它潜在地推动人们对特殊文学形态做出审美反应。
某种意义上，文学性不失为对文学的一种“诗性想象”。它是以文学发展的历史现场与扩张变形为基础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赋予文学特质的文学性是一种想象的乌托邦。将“不稳定的文学”与“稳定的文学性”相混淆是文学性讨论的重要误区，正如有人认为：“不同作品所体现出的共同的‘个体化理解和体验’产生的‘不可重复’的艺术魅力，才是‘艺术性’的落脚点。这种‘个体化理解’可以突破时代对艺术和文学的‘可变性要求’，以其永久启示性的魅力彰显自身。”文学虽不断形变，但它无法脱离独特的“感觉结构”，这是文学性的栖息地或寄身之所。在威廉斯看来，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悲剧并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文体。由于不同历史文化语境的限定，各种意识形态不断形塑着悲剧涵义的变迁。悲剧的基本特征有助于人们辨认它的文类属性，但悲剧的独特魅力并不只在于它的基本属性，更在于不同时代人们对于悲剧精神的理解误差中。这种误差不是一种认知判断上的错误或偏离，而是情感结构上的差异。因此，文学性正是在“变”的形态中来确认自身永恒的在场。
“‘自在之物’（本体）是‘可思而不可知’的对象，它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个‘X’。本体构成了认识的否定本源，认识论层面上任何定义都将是不完善或有欠缺的。这个X对认识论既否定，也激活，避免了认识论的教条与封闭。用认识论去言说本体，就是‘使某物成为（是）某物的东西’。”有论者基于康德的本体论，认为文学性作为“自在之物”，无法限囿于认识论范畴，即超越于任何对文学性的具体认识之上。这表明，文学性并非锁闭在某个匣盒里，等到人们找到钥匙就能把它取出来。把握文学性的方式也许只能靠心领神会，而非总结或分析。文学性的内涵与外延虽难以明确，却不是一个幻相。它是缥缈的，但不是虚无的。从种种文学经验和现象中，在与他者的参照和比较中，人们都能感应到文学性的存在。“文学性其实都是寄托于社会、政治、道德、文化、历史种种其他领域和话题之上的，正如从来没有真正绝对的‘纯诗’（瓦雷里意义上的）一样，也没有隔绝于尘世的、长在空气中的文学性”。诚如斯言，文学性不可能无所依傍地独立自存，它的在场是粘连性的，与各种社会意识形态水乳交融、难以分解。这决定了文学性是以多样呈现的方式在场，其在时间系列中凝结为典律性的文学传统，也呈现为面向未来不断创生“文学新规”的开放状态；分布于空间范围内，文学性的呈现方式犹如错综复杂的地下管网，既内在地相互连通，又有各不相同的出口。伊格尔顿认为“文学并不在昆虫存在的意义上存在着”，人们可以从生物学概念出发定义某一物种的本质，但却很难从文学观念中抽绎出一套万能定理。文学的生命不在于同质化，文学之树常青取决于开枝散叶。不断形变的文学形态并不是不受约束的脱缰之马，文学性充当着富有弹性的缰绳。它内存于具体的文学形态中起到暗中支配与导引的作用，同时在与各种意识形态伴生交融的过程中，催生出多样化的文学理解和价值判断，“这些价值判断本身与种种社会意识形态密切相关。它们最终不仅涉及个人趣味，而且涉及某些社会群体赖以行使和维持其对其他人的统治权力的种种假定”。
文学观念处于驳杂的语义场中，从“文学”一词可以衍生出无限个关联语词，思想、情感、审美、形象、语言、想象……每一个语词都可以打开一扇进入文学性的大门。思想启悟、共情效应、理想之光、语言之美、潜意识迹象、超脱现实的想象，如此等等，无不与文学性有关，但也并不就是文学性本身。文学正是依托种种文学性元素而彰显自身的特征和价值。人有千面，物有万象，文学样态与形相亦“随物赋形”，变幻无穷，不可尽数，对文学性的界定自然难以一锤定音，只能诉诸“具体文学具体分析”的方式。正如有人认为，“对文学性的把握，不是使其孤立，使其成为孤傲不群的东西或孤芳自赏的玩物，而是让它处在复杂的理论话语场域中，处在现实的复杂语境中，我们既调用现在流行的各种理论话语去解读文本，去打开文本之门，又将其剥离，让它突显出来，让历史、现实和意识形态谬说裂开，让文学性的光透示出来”。对于文学性而言，不是不应该使其孤立，而是无法使其孤立。即使标榜“纯文学”，也是在某种特定的立场和观念的支配下的产物。因此，文学性注定只能存在于具体而复杂的历史语境中，与“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交错纠缠在一起。对于后者，文学性有时会被动地起到注解、巩固和强化作用，有时又会发挥能动性，“让历史、现实和意识形态谬说裂开”，起到瓦解、证伪和颠覆的反作用。
二 文学性的及物与提纯
在文史边界还很模糊的时候，文学兼具历史对真实性、哲学对思辨性的要求，对文学特征的认知混同于对客观事实和抽象观念的把握。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被赋予了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独特性质。据雷蒙·威廉斯的考察，作家在18世纪开始具有自觉的创作意识，“literature”一词从原来表征“高雅知识”转变为“写作”，而这种写作的产物是“具有想象力或创意之类的书”，有关这类“文学”之书的讨论也与“历史”或“一般题材”的讨论区别开来。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把文学区别于历史的特征表述为：“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可能发生的事”。文学与历史由此分道扬镳、各擅胜场。相对而言，历史侧重于总揽全局的宏观把握，对大的历史轮廓、规律与趋势更有兴趣。文学不能说不青睐“大历史”，不少作品还努力追求恢弘的史诗品格，只是说，文学比历史著作更重视抻开历史褶皱，更便于用显微镜式的观察来捕捉与放大历史细节。文学的优势当然不只是填补历史空隙，事实上，许多微观史同样发挥着补苴罅漏或补偏救弊的功能，比如人们耳熟能详的《蒙塔尤》。然而，由于文学具有免于追究造假责任的虚构特权，可以“根据可然或必然的原则”去大胆地想象和创设历史场景，重建出一个真实可感的仿真世界。这样，微观史难以逼真呈现的历史现场，难以详细披露的人心细节，文学却可以通过拟真情境再造，生动形象地予以复原和透视。历史著述很难涉足的人性、人心和人情的幽微之处，正是善于创制“假定情景”的文学大显身手的地方。“通常，藏匿于历史著作背后的那一部分幽暗的内容成为被‘禁声’的历史”，而“文学的虚构常常成为解放或者恢复‘禁声’历史的想象性重建”。当然，文学的作用不仅是丰富或改写历史，拓展、刷新或颠覆人们对历史的认知，文学也时常服从于某种强势史观，充当其内在逻辑和价值的形象说明。总之，文学与历史之间的作用是相互的，也是辩证的。历史可以通过文学来现身，文学可以借助历史来获得实在的及物性和厚重感。
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将文学研究分为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两种范式，前者将文学创作与社会、政治、经济、心理和时代精神加以同构，侧重从外部因素来理解文学和求取文学性；后者则把文学作品视为一个独立自足的结构，将文学性固定于文本之内。从根本上说，外部研究意在强调文学的及物性，即不能封禁在文学文本的内部孤立地探求文学性——文学不能也不应绝缘于社会学、历史学、哲学、心理学等知识范畴。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文学作为意识形态，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人不是抽象的、离群索居的人，而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文学作为“人学”，显然也与特定的社会历史有割不断的联系。这种联系即文学的及”状态。若论及物地反映社会历史，社会学、历史学有着比文学更专业、更严谨的优势。然而，文学虽不能做到科学实证，但其表现社会历史具有形象化和审美化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体现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所强调的创作规律，即不能将观念和思想直接在作品中抽象输出，而应该不动声色地将其融入感性体系中。在文学主动及物时，文学性相应地呈现为有所附丽和关联的寄寓状态。许多时候，文学性之美与真、善的关系，是统一在一起的。脱离真与善，美不能单独发生，甚至真与善本身也能促成美。“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以反“常理之真”来凸显主观感受之美，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却因“常理之真”的洞悉而抵达美。唐诗有主情之美，宋诗以理趣为美，后者反映了文学性不能予以单独提取和剥离的及物性——它与所寄寓的对象已然融为一体。
当然，可爱之美与可信之真、可敬之善有统一的时候，也有背反的时候。文学性与真实性、道德意识之间构成了一种张力，处于若即若离的弹性状态。文学性的发生可能得益于真与善的展示，也有可能疏离于真与善。当然这仅仅是疏离，而不是悖离。一切诉诸夸张、想象、梦幻、变形、间离和隐喻等非常态和反常理的文学表现形式，尽管貌似不真或有违道德规范，但都可能展示出某种主观上的情感真实及内心意愿。这种主观的真实看上去似乎脱离常规，构建出一个违背常理或匪夷所思的世界，表现出一种文学并不与现实和历史合辙同构的不及物状态。但在这种不及物状态中，文学性却并未缺席。
事实上，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既融于社会总体意识形态中，又在某种程度上保持着自身的独立性。文学和社会意识形态并非总是同一关系。许多时候，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宗教等意识形态时常渗透乃至控制着文学，使得文学不得不及物，无法不“被表述”，但是文学也试图挣脱这些社会意识形态的束缚，表现出某种疏离倾向或不及物状态。所谓文学的及物，其实是一种介入状态，而不及物却不意味着文学性的缺席，而可能是以改头换面的方式存在。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是真实关系与想象关系的统一体。当文学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真实与想象关系有所松动或断开，便会导致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思、瓦解与背离，从而凸显自身的主体性与能动性。对其中的文学性的寻获，可以通过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揭示出来。例如张清华借用潜结构与潜叙事的研究路径，重新解读当代红色叙事文本，意图完成对这一类文本的文学性的重建。他认为在当代性的意义上，文学性的理解是“将各种复杂的新知与古老的常识，再度进行贯通与对接”。例如革命文学文本潜藏着一个基本模型，“‘传统和老套其内，现代和革命其外’…现代与革命如同‘超我’，置于故事的外层，支持着文学在政治上的合法性，引领着读者的无意识向着光明与正确的方向升华；而传统结构则如同‘本我’，由古老的集体无意识支配，使阅读在旧套路与老模型中获得满足。这种表里间的互动与相依相生，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层面的妥协，不如说是一个文学上的巧妙媾和”。这种妥协与媾和往往会留下无法严丝合缝的“症候”，矛盾冲突或貌合神离几乎不可避免，它泄露了文学表述政治意识形态的破绽与局限，悖论式地构成对其权威性的某种削弱，同时也彰显出文学性的审美惯性和能动性——当文学被征用、收编和改造时，文学性也可能存留下来。总之，文学主动或被动地介入现实社会、政治和历史中，显示其及物与在场。同时，文学也可能是一种“离心”状态，作品的文学性是以不及物的方式存在。
中国当代文学自1980年代开始试图改变服务于意识形态的依附性处境。鉴于文学的社会政治诉求长期挤兑了文学本体性的生存空间，文学话语表现出与社会历史话语分离的内在要求。其时文学性问题的提出主要是摆脱为政治服务的文学标准，强调文学自身独立的审美特性。当代文学在开启提纯的过程中历经一系列的转换，先是从写阶级政治到写人性和人道主义，再是从跟随社会政治变革转为关注文学的文化属性，由讴歌集体公共事业的英雄到瞩目日常世俗生活中的小人物，这些转换企图恢复“文学是人学”的古老命题，也被视为文学性建构最基本的要求。而最激进和决绝的文学性提纯，莫过于新潮小说、先锋小说的崛起。其实践的由“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换，反映了一种抽离人的主体性、彻底绝缘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纯文学”追求。从美、个性、自我等等主体性观念的召回，到主体消解、意义放逐、“叙述高于一切”和语言本体论，八十年代文学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隔断与社会历史联系的提纯意向。显然，这是一种新无可新的、激进的“纯文学”追求。事实上，“为文学而文学”“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的“纯文学”追求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有言：“由纯文艺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也就是说，“纯文艺”把审美愉悦功能置于首位，主动隔离于实用性和功利主义，无意于穷尽理念或客观事理。而后朱光潜、梁实秋、沈从文等京派文人主张拉开文学与现实政治、商业写作的距离，同样宣扬“为文学而文学”的审美自律。1980、90年代，“纯文学”观念的重提是对文学本质特性的再反思。“纯文学”所反对的是被政治化的文学，是被权力异化的、几乎丧失了自主性和批判性的文学，此时的“纯文学”意向虽以审美独立性为旗帜，但在与政治话语的对抗上仍然呈现出自觉的及物性，即积极地介入现实社会。
市场经济时代，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商业化和娱乐化在1990年代以后势不可挡地入侵文学领域，先前作为社会明星的作家旋即沦为社会边缘人，文学生产渐由作家创作主导的“卖方市场”变为读者主导的“买方市场”，受众成为需要争夺和讨好的顾客。精英文学并不甘于失势，以抗拒世俗化来坚守自身的纯洁性。“纯文学”观念成为逃离世俗潮流的文学精神港湾，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抵挡了商业写作的侵蚀，但也使不少精英文学沦为自我指涉的语言游戏，丧失了它必不可少的社会担当、精神重量和现实感。诸如元叙事在语言的能指间不断滑动而流不进意义的终端，描绘小写的个人陷落于琐细庸常的灰色人生中成为“精神侏儒”，身体欲望、私密体验的书写在屏蔽宏大意识形态时也导致单面人和离群索居者的诞生等等。这些多少由“纯文学”观念驱动的写作在反拨媚俗写作潮流时，也患上了个人化写作的“文学自闭症”。“‘个人化写作’的主张，公开宣扬写作就是要脱离社会现实，脱离现实冲突，就是要用写作的‘个人化’有意识地、自觉地在作家和社会之间建立一个屏障、并认为有了这层屏障才能保证写作的纯粹性”，确实，1990年代这种对写作纯粹性的追求阻隔了文学与现实、历史和思想的关联，丧失了向社会重大问题发言的能力，无疑应予以反思。毋庸置疑，文学的自律不应以牺牲人文精神、现实关怀和人性探索为代价。不断与现实经验进行对话，是文学永葆生机的法宝，它必须处理“人类关于生活世界的原初的、感性的经验”，这些经验是“无法纳入某种概括、归纳，某种体系、体制这样一些经验的、境遇化的东西”。文学只有与现实保持对话和交流，才不至于沦为空洞的能指，从而为文学性的存在提供不可或缺的基础。当然，文学也不能完全匍匐在现实的地面，社会历史容量的超负荷过载，又会使文学的及物变成缺失美感的社会历史材料，成为某种功利化的意识形态工具。在实与虚、及物与自律之间保持张力，警惕任何偏废，才能确保文学性的生成。
三 文学性：文学城堡的灵光
文学是发展变化的，但文学性是文学研究不可完全离弃的对象，它是文学城堡的灵韵之光。“艺术作品的‘此时此地’——独一无二地现身于它所在之地——就是这独一的存在，且唯有这独一的存在，决定了它的整个历史”。文艺作品的灵光在于创作现场的原真性与不可复制性。从文学生产的角度来看，艺术作品诞生的历史时空条件独一无二，这种独一性便是文学的灵光。文学通过语言媒介生成了文本世界的独一性，“文学文本由某样东西（即语言）创造而成时，语言正是在新的东西‘从无中形成’的原创‘形式’中被组织起来的”。一个独立自足的文学空间承载着创作者的想象、虚构与创造性。正是此种“首次制作”的结果，文学获得了自身的生命价值。传统媒介形式下，文学只有少数具有高雅知识的人或者贵族阶层才能接触到，文学生产与普通读者存在距离。随着现代技术媒介、社会商品化潮流的兴起，文艺作品通过复制技术跨时空广泛流布，文学与大众的距离不断缩小。大众读者通过阅读参与文本的意义建构，他们的接受反应越来越被重视，文学被视为一种未完成的文本，“阅读活动在读者反应理论中占据着对文学性的决定权，因此文学性不可能包容在一个客观的实体之中，它是‘话语经验的总和’”。受这种观念影响，文学最初的光晕在消弭，读者轻易享有的解释权，成为把握文学性的途径。对文学性的把握与无限增生的读者理解应予以区别，如此才能保持文学光晕的距离感。文学性的赋义不会随诠释话语的变化而幻灭，“作为社会宝库的语言不仅指具有一套完整的语法规则的约定俗成的语言本身，同时还包括这种语言所生发、所产生的整个话语系统，即这种语言所产生的‘文化成规’以及从读者的角度出发对文本进行诠释的全部历史”，历史空间为文学的生命提供了独特的生存环境与文化意义。
不仅如此，“文学的生命是建立在它的唯一性和特殊性上面的，作家所创造的形象越独一无二、无法重复，它的价值越高，它是在普遍性中求特殊性，越特殊就越有生命力”。文学是情感、形象、形式的复合体，从形式层面可以归纳出语言节奏、叙述视角、叙事结构等方面规律，但审美感知与情感体验是不可复制的。文学与非文学艺术的差异在于文学创造的形象、故事、情感不是以直观具象的图像形式传达出来，而是以静默但却包含无穷意蕴的语言生成的。根据莱辛对文学与传统造型艺术的区分，绘画、雕塑等造型艺术模仿的最高标准是美，而诗却可以超越美；图像作为一种空间的艺术，它可以在空间中并列地呈现对象，宜表现“最富于孕育性地时刻”，而文学是一种时间的艺术，它可以在时间的连续性上动态地呈现对象，文学可以“化美为媚”。当今时代，图像已经跨越了传统造型艺术的界限，运镜手法、焦距调节可以全方位细致地展现动态画面。文学虽无法完全复刻一个“实在的”形象，但是文学并不作图像般的逼真追求，而是以语言符号传达精神层面的真实、想象与美感。威德森的文学性概念试图界定这样一种写作种类，“首先，它和一般的‘写作’不同：既在于它自身成为‘有文学性的’自觉意识方面，也在读者对此特性的理解方面；其次，它与其他传统上相联系的艺术形式不同，如音乐、绘画和电影。这些区别主要基于对‘文学性’的社会、文化效果的评估，而非基于任何定位于‘文艺性’的美学或语言学特征的尝试”。虽然文学的修辞广泛运用于其他领域，但是文学的美感与其他非文学艺术的美感具有不同的社会效应，前者更侧重于召唤人们对生命、生活再认知与再思考的能力。
无论是文学文本生产的原创性，还是文学形象塑造的独特性，文学无时不在追求某种殊异性。探讨文学性不是简单在文学作品之间求同或求异。布鲁姆认为，“文学最深层次的焦虑是文学性的”，“此种焦虑定义了文学并几乎与之一体。一首诗、一部小说或一部戏剧包含有人性骚动的所有内容，包括对死亡的恐惧，这种恐惧在文学艺术中会转化成对经典性的企求，乞求存在于群体或社会的记忆之中”。在他看来，纯粹的、完整的文学不应以意识形态或形而上学的倾向为目的，文学必须是审美的，正是美学的力量遴选了经典，“只有审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经典，而这力量又主要是一种混合力：娴熟的形象语言、原创性、认知能力、知识以及丰富的词汇”。在“文学”这一概念还未降生以前，多种文体归于“文章”名下。现如今，人们显然不会把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的文章划入“文学”门类，并且对称之为文学的作品有了新的要求和追认标准。这是因为文学作品唤起的那种美感发生了变化。美感的生发让人们对文学作品的鉴赏有了文学性程度高低的区分。文学经典寓示“理念”与“感性显现”的统一，文学性是美的日臻完善，不断创新是文学生命的活力源泉，而创作者的个性才能是文学推陈出新的关键。
审美的力量有助于人们辨认文学家族的成员，但是在文化研究已经泛化的今天，文学与其他学科的知识体系又有了新的缠绕与关联。在社会学、历史学、哲学、人类学、心理学的理论视野下，文学文本正在充当这些理论话语的佐证工具，其被揉碎之后成了理论城堡的建筑材料。文学文本的阐释被各种文化理论概念主导之后，愈发远离对文学本真的感性体悟。那种追求“灵魂在杰作中的奇遇”的印象式批评业已式微，“文学的终结”和“文学性蔓延”之声因此不绝于耳，这些都说明文学的灵光正在消散。
文学要寻回自身的灵光，必须回到文学的现代性主题，永记“文学是人学”的基本判断。有人认为当下的文学不能写出生活厚度与精神深度，缺少“人性的含量”与“审美的含量”，理想的文学应当具有战胜“精神侏儒症”的品质，“追求人性的无限完美的发展”，激起人们内心的正义感、道德感与理想主义精神，同时写出生活的复杂性以及人性的诸种可能。利维斯有言：“所谓小说大家，乃是指那些堪与大诗人相比相埒的重要小说家——他们不仅为同行和读者改变了艺术的潜能，而且就其所促发的人性意识——对于生活潜能的意识而言，也具有重大的意义。”文学的终极关怀与无限潜能源于人的主观能动性。完全离开理论剖析和观念阐发，文学研究不免缺乏思想性和科学性，但放弃对文学的感性体验和对人的关注，则会失去美学上的真切感和人文精神。因此，文学性的灵光离不开“人”在其中散发的能量。
结 语
每当要求文学的独立性时，文学性就会成为聚讼对象。众说纷纭之下，文学性如同“物自体”，其真义始终难以被道明，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文学性的信仰。这种信仰不是起源于对文学的挚爱与期望，而是由于人们能察觉到文学与非文学的差异，尽管很难在认识论层面说清这种差异。文学的发展未有穷期，文学性的表征也变幻莫测，不可尽数。作为对文学的一种“诗性想象”，文学性在不同文化语境中延续存活，塑造不同的文学“感觉结构”，也昭示出其永恒的常在性。文学总能找到融入并扎根历史与时代的方式，及物与不及物性是文学性的显隐性特征。无论是向心或离心地表征社会意识形态，文学始终能够在审美惯性和创新之间找到容身之所和“处世之道”。对“纯文学”的追求不单是一种审美好尚、一种抵抗文学过度负累与沦为工具论的策略，而是以表面的超脱和不及物，实现某种审美政治的建构，骨子里依然在追求文学的介入和及物。当“纯文学”观念走向绝对，成为不证自明、天然正确的文学信仰时，它潜隐的实在性和批判性便不复存在，只剩下教条主义式的僵硬和空洞。作为维护文学性生机活力的纠偏方案，要求及物的文学性观念便会适时出现并予以干预。文学性是文学城堡的灵韵之光，是文学创作的原真性、创造性和历史感，在文学泛化衍化和图像崛起的时代依然不会消散。文学经由语言媒介所引发的想象与审美效应始终是独特的，为其他媒介的艺术形式所不可取代。
来源：《当代文坛》 | 谢刚 林少白
